北京城以街道和胡同為經脈的棋盤式格局,以雍容的氣度包含各具特色的合院住宅,組成輝煌的民居體系。位於東城區的總布胡同是一條有着數百年歷史的北京老胡同,明朝時因總捕衙署(相當於現在的市公安局)設在這裏又稱總捕胡同;清末宣統年間,更名為總布胡同,並且以朝陽門內南小街為界一分為二,民國時將原城隍廟街改稱北總布胡同。歷經滄桑的北總布胡同32號院幾易其主,1956年成為人民美術出版社所在地。因為工作的原因,我走進這個院落,並通過這個院子認識了中國庭院建築承載的厚重,感悟了傳統美術的肌理血脈,更體會了中國文化人的執著與堅守。
10年前,按照該地區規劃,該院落擬置換安置到北二環原化工出版社舊址,建築面積比原來擴大近一倍,毗鄰青年湖公園。從區位、辦公環境等方面考量,都是不錯的選擇。然而任憑主管部門動員解釋,承辦建設單位巧舌鼓動,甚至是各級領導親自出面,出版社的同志就是不為所動。當時我作為項目負責人也是十分費解。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幾位同事來到這個院子。一進大門,周總理手書的『人民美術出版社』7個飽滿的燙金大字映入眼帘。這個院落雖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遭受拆建改建破壞,但還依稀可見舊時的輪廓。院內前堂後室,內外區分開來,方正對稱的格局,尊卑有序的空間,渾厚敦實的風格,濃蔭遮蔽的院落,隔絕塵囂,自成一方天地。建築採用典型的北方官式手法砌築,色彩凝重,彰顯北方文化端莊大方的風格。 門口值班的老人向我們介紹起院落的歷史,娓娓道來如數家珍,講起發生在院子裏的故事,繪聲繪色、引人入勝、發人深思。近代史上發生在這條胡同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一浮現,有近百位歷史文化名人曾住在這裏,演繹了一幕幕輝煌的篇章。 這個院落規模不大,空氣中瀰漫着書卷氣息。這裏作為北平國立藝專的舊址,曾經掀開了中國美術嶄新一頁。1946年,徐悲鴻北上出任北平藝專校長,在這裏他嘔心瀝血,網聚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推行『融合中西』的藝術主張。現在的人美社圖書資料室曾是徐悲鴻的校長辦公室。他徵聘研究人員如馮法祀、艾中信、李瑞年、孫宗慰、宋步雲、文金揚、陳曉南、宗其香等;聚集有名望的遺老耆少如齊白石、蔣兆和、葉淺予、李可染、李苦禪、田世光、董希文等;甚至將與其藝術觀點相悖的如壽石工等聘請來教授篆刻和古典文學。當年黃包車夫拉着齊白石到這兒停下,徐悲鴻攙扶着白石老人拄杖到教室講課是院內的一景。 這個院子裏發生的『三教授罷教事件』和中國畫發展的爭論,對中國美術產生過重要影響。徐悲鴻決意推行寫實主義的新藝術主張,觸怒了在藝專國畫組兼任的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3名教授,他們借教學問題爆發了一場論戰,引發了罷教事件。因他們同為北平美術會成員且長期居住在北京,這場風波實質上是國畫與西畫該如何發展的必然碰撞。1947年10月15日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上,徐悲鴻校長在這個院子裏發表【新國畫建立之步驟】的講話,倡導『建立新中國畫,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僅直接師法造化而已』。其抑揚頓挫慷慨激昂的發言,集中了蔡元培等學界領導的智慧。在『堅持素描是造型基礎不動搖,以承繼傳統為根本不動搖』思想的指導下,方增先、劉文西、黃胄、楊之光等一批標緻性畫家相繼湧現,在中國美術史及至世界美術史上留下印記,引領中國美術走向輝煌。而徐悲鴻同樣最欣賞的畫家如齊白石、傅抱石、黃賓虹、張大千等,卻恰恰不會素描,不以素描為基礎,也不以寫實為特徵,他們一樣成為彪炳千秋的宗師。如同1926年發生在嶺南畫壇的方(人定)黃(班若)之爭,新舊兩派都對廣東美術作出了貢獻,都有值得尊敬和為之驕傲的往事。這場爭論無勝利者亦無失敗者,百家爭鳴容忍異己,不同觀點碰撞亮相,破除了門戶之見,探求中國畫繼承傳統和改革創新的路徑。這個院子成為當代美術史的見證,成為畫家和美術愛好者經常談論的地方。 1951年起這個院子成為新中國的出版總署機關,胡愈之、葉聖陶每日來此上班。1956年成為人民美術出版社所在地後,一長串革命家、藝術家的名字和這個院子緊密相連――薩空了、江豐、王朝聞、蔡若虹、張仃、華君武、葉淺予、朱丹、邵宇、古元、彥涵、王式廓、鄒雅、沃渣、力群、曹辛之、徐燕蓀、王叔暉、劉繼卣、盧光照、林鍇、姜維朴、黃苗子、沈鵬等,一大批頂尖書畫家、編輯、裝幀設計家和文藝理論家在這裏辛勤耕耘孜孜以求。作為中國美術出版業的龍頭與中堅,人民美術出版社除了記述近現代中國美術史上的正統藝術與知名藝術家外,仍關注年畫、漫畫、連環畫、插圖、裝飾畫、宣傳畫和實用美術等小畫種,給不同層次人群帶來歡樂,滋潤心靈,產生精神影響。如今北總布胡同32號作為中國美術出版總社(榮寶齋新記)所在地,依然矗立,依舊美麗。 這些有歷史的老院落作為北京城的血肉,蘊涵悠遠渾厚的京味與京韻,一旦失去,北京將變為沒有靈魂的城市。文脈肌理要延續,離不開建築載體。古村落保護的發起人馮驥才尖銳地指出:『任何城市的文化都是一個地域人們審美積累的結果,是歷史不斷積累形成的,而不是某些人就能決定的。當城市文化與政績相聯繫,而政績又與產業、旅遊開發相結合,則充滿了暴發戶的色彩。』 我經歷了北總布胡同32號搬遷的過程,體味了院落內不同時期每個角落發生的不平凡故事。歷史的真實是用屬於它的細節證實的,不管還剩多少,容不得添油加醋,這是保護建築藝術的戒律。老街區、老宅院、老房子就是城市記憶,不可再得,不可複製,留下『真古董』就是保住『城市魂』。 文化遺存是有生命的,生命充滿了故事,故事成為歷史,歷史變為文化,長久留存人們心中。我們對歷史遺存應該有更新的判定標準,生命歷程尚未終結,發展狀況尚未成熟,突出價值尚未彰顯,其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仍在塑造,需要探索和提煉科學的保護理論和方法。民族要發展,藝術要繁榮,文脈要延續,文化肌理焉能斷裂,不能動輒一拆了之。文保規劃應當進入城市總體規劃並居核心地位,體現文化主管部門的意志,文化發展繁榮才能落到實處。 (王福州) 來源:中國文化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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