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

沒有人口的生生不息就沒有經濟和文明的生生不息。要保證人口相對穩定，中國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2.3左右。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18，如果繼續下去，中國人口在2018年就有可能開始負增長，到2100年人口會下降至4.6億人。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下降，將給社會保障帶來沉重壓力，為此適時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是刻不容緩。

　　有人擔心停止計劃生育後會出現生育率反彈，建議『二胎過渡』。這是一種謹慎的觀點，筆者並不認同，因為社會越來越發達，生育率也越來越低，『二胎過渡』未必能帶來大規模的生育高峯。此前已經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實行過『二胎方案』，大都未曾出現過大規模的補償性生育高峯。例如，新加坡在1987年開始鼓勵生育，但是生育率僅從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現了一年的補償性生育小高峯)，1989年再跌回1.75，2002年之後只有1.2左右。伊朗於1989年提倡二胎，最多三胎，但生育率仍從1989年的5.2降到2005年的1.7；這些國家或地區甚至已出現對『提倡二胎』而後悔的想法。事實上，中國早在三十年前就開始在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試點『二胎』，但是現在生育率均低於1.5。可見，中國不必為『二胎過渡』可能帶來的生育高峯而過度擔心。

　　退一步說，即便是放開計生政策調整帶來一定的人口反彈，也未必是件壞事。縱觀人類歷史，出生率從來就不是平穩的，而出生高峯往往帶來一定的經濟繁榮。例如中國1963年出生人口是1961年的2.6倍，這輪1963年到1974年的出生高峯共出生3億多人口，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騰飛的人口學基礎。日本1947年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美國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415萬，是20世紀30年代的1.7倍，這些發達國家均因為嬰兒潮拉動消費，提供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二戰後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

　　2010年我國出生人口1300萬，即使大規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一舉將生育率提升到2.2(實現難度其實非常大)，也只出生2400萬，不僅達不到印度目前的水平(2600多萬)，也低於中國1990年的水平(出生2800萬)。而且這個補償性高峯不會持續很長時間，生育率就會回落到1.7、1.6左右，並會沿着台灣、韓國的老路繼續下降：由於社會經濟發展，它們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15、0.895。

　　中國經濟已經面臨拐點，缺乏增長點。投資『造物』只相當於體外『心肺復甦』，可以短時拉動經濟，但缺乏持續動力；而調整計劃生育增加新生人口(『造人』)則會給經濟裝上一部起搏器，對於解決未來的勞動力不足和養老壓力大難題，遠比繼續發展房地產和汽車業作用要大得多。最重要的是，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將推動中國今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

▲(作者是旅美學者)

註：編輯做了一些淡化處理（比如淡化了我反對『二胎過渡』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