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我可能就是一個出身貧寒的士子,大試之前,在京師以自己平時所作詩文行卷……』這是楊波想像自己在唐代以一位士子的身份參加科舉的情景。目前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讀博士後的楊波,是一位『70後』學者,先後師從陶慕寧、孫昌武先生。近期,中華書局推出他的【長安的春天――唐代科舉與進士生活】。該書以唐代科場習俗與進士風尚、進士宴集與進士題名活動以及落第舉子的生活三部分構成了一幅『長安春色圖』。
『我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後生小輩能在中華書局出書,與恩師及前輩學者樂於獎掖後進是分不開的。這本小冊子能夠順利出版,得感謝中華書局的編輯。當然,也多少得益於當前的所謂「國學熱」及隨之引發的出版狂潮。』楊波用『幸運』一詞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長安的春天】一書是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寫成的一本學術普及讀物,『我本來的題目是【長安之春:唐新進士宴集與題名考】,是對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部分內容的考論,是關於唐代科舉風俗方面的論文』。 楊波介紹說,論文完成後,導師孫昌武先生將它推薦給中華書局的前總編輯傅璇琮和現任副總編輯顧青兩位先生。編輯宋志軍表示出對唐代科舉這一題材的興趣,建議他將原本側重於學術考據的論文通俗化,【長安的春天】就這樣誕生了。 科舉制度肇於隋,成於唐,在唐代以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唐人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代的一般知識分子大都把參加科舉考試作爲實現自己『平生志業』的途徑。 楊波的【長安的春天】爲我們描摹了一幅完整的唐代『科場風俗圖』。『在某種意義上,我的意圖是寫一部風俗史,反映科舉制度下部分文人的心態和特定時期的士風,以及這一風氣對政治生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和作用,目的是填充和完善文化史上若干不那麼清晰的細部,提供一種較爲感性和生動的認識。』楊波說。 楊波舉了個例子來說明進士科在唐人心中的重要性。『咸通十二年,中書舍人高權知禮部貢舉,聶夷中、公乘億等四十人進士及第,年過半百的宣州人許棠也在這一年的榜中。他以苦吟得到詩名和「許洞庭」的雅號。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走運,先後考了二十多次,可以說大半生的時間都被科舉制度給綁架和吞噬了。他對人說了一席話,很耐人尋味:「往者年漸衰暮,行卷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一第以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時。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真人世孤進之還丹也。」區區一個科名,居然有療治舊疾,讓人返老還童的功效,抵得上仙家的靈丹妙藥,真是不可思議。』 提到現代的讀書人,也許多了幾分自由,卻少了幾許風流。楊波自嘲,『現在的時代不適合寫古體詩了,現代人沒有了古人賦詩的情致。雖然自己有時也嘗試著寫寫詩歌、童話、小說,但總覺得有些不務正業。』楊波說自己的『野心』,是希望做到學術與寫作兩者兼顧。『因爲對學術研究有興趣,結果就一路走過來了。治學之餘寫作,則是因爲有傾訴和表達的欲望。』 老一輩學者的關心與提攜更是讓楊波感念不已。他談到自己的導師,『孫昌武先生是研究唐代文學和宗教文學方面的專家,他治學的謹嚴,爲人的正直,無論做人還是做學問,都是值得我們這些青年學者效法的楷模』。楊波說,『先生常講,要做爲己的學問而非爲人的學問,要做留得下來的學問而不是趨時的學問。不要被世俗的利益或一時的困頓所惑,既然選擇了學術這條路,就要踏踏實實,埋首其中。』 此外,楊波還講到了在唐代科舉文學研究上極有建樹的傅璇琮先生,在楊波寄去論文後,傅老還贈書與他並加以鼓勵。『我覺得,從他們身上,我學到的不僅是治學的方法、態度,更是如何做人的道理:淡泊,堅守,尊嚴,以及應該有的一點驕傲。』 談及自己的書齋生活,楊波深有感慨地說,『在現代社會,守著書齋做真正的學問的確是不容易的事。』他高中學理,中間也曾短暫地工作過兩回,那時並沒想到自己會選擇學術這條道路。讓他不滿的是,現在的一些學術評價機制、量化指標等導致了一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 作者: 鄧金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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