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撥開近代史迷霧：紅軍曾有繼續長征的計劃

『以史爲鑒，可以知興替。』古人的話自是不錯，可是它的前提是，這歷史必得是具有相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的。『鴉片戰爭』、『甲午海戰』、『戊戌變法』、『盧溝橋事變』等史實我們每個人幾乎都略知一二。可是近代史由於離今天相去不遠，史料的充足帶給它另外的困境，那就是不同的學者，不同觀點和閱歷的人們對於同一史實會得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結論，而近代史中族群和黨派的對立和恩怨，則強化了這種差異。所幸，近年我們陸續看到一些有責任心的史學家，他們憑藉自身深厚的史學功力和勇氣，正試圖撥開籠罩在近代史上的層層迷霧，其中的佼佼者包括茅海建、楊奎松、王奇生和高華等學者。

研究歷史要擺脫現實政治束縛

記者：您認爲注意堅持這樣一種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態度，對歷史研究來說，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楊奎松：舉一個例子。我在【開卷有疑】書中一上來就談到了圍繞著孫中山當年在對日關係問題上國人中間所存在的一種爭論，即孫中山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問題是由在日本所發現的孫中山當年爲謀求日本支持中國革命不惜向日本當局承諾出讓『滿蒙權益』的各種文獻資料所引起的。說孫中山不愛國，那他革命幹什麼？問題在於，和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的認知不同的是，當年孫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個『國』，並非就是我們今天所看的這個『國』。孫中山當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標，就是把滿人趕回到關外去，而在長城以內重建一個漢人自己的中華國家。如果我們能夠深入到具體的歷史當中去，能夠了解到這一點，知道歷史上的人對何謂中國，以及應當如何建國，有著和我們今人的中國概念非常不同的認識，我們就不會對歷史人物及其他們的種種做法輕易地指手劃腳。

記者：爲什麼我們不可以按照傳統的革命史觀的理解方法，只要理解近代中國爲什麼要革命，誰主導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只要視其爲反動腐朽就可以了？

楊奎松：對毛澤東，或對蔣介石，在海內外華人中間，包括生活在大陸家庭出身、個人經歷及其生長環境等不同的人之間，看法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對立。因爲都是講革命，大陸上講的是一套，過去台灣國民黨講的是另一套，互以對方爲反革命，以自己爲革命。當然，這樣一種歷史觀，只有在政治封閉的情況下才會有其存在的土壤與條件。政治相對開放之後，人們就會逐漸地發現，歷史遠比那種單線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讀複雜曲折得多。

舉一個例子。記得我1990年代有一次去東北參加學術研討會，一位軍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論文痛斥蘇聯在中東鐵路事件當中的侵略行徑。其說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確』的原則的，因爲他的邏輯在今天確實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認爲，一來中東鐵路是沙俄以中國東北爲其勢力範圍並霸占旅順港爲其海軍基地之後，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花錢修建的一條貫穿南北的鐵路線，蘇俄革命成功後曾一度宣布願意放棄其權利，後又反悔並堅持其管理權，此事已有損中國主權。二來張學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東路權，實屬中國方面維護主權之行爲，蘇聯竟至出動海陸空軍侵入中國境內，一舉殲滅東北軍海陸軍上萬精銳，重實與帝國主義無異。但是，這種在今天看來『政治正確』的邏輯，卻未必符合當年中共的『政治正確』。我當時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今天這樣來肯定張學良武力接收中東路權的行動，並認定南京國民政府力挺張學良的做法是維護中國主權，那麼當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裝保衛蘇聯』，積極配合蘇軍牽制打擊國民黨軍的做法，又當如何解釋呢？時代的變遷，曾經結爲同盟的中蘇關係久已演化爲純粹的民族國家關係，且長期交惡，影響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從民族主義史觀的角度來看待兩國之間過去存在過的歷史糾紛。殊不知，當年的執政黨是國民黨，國民黨當年收回路權的行動就是打著『革命外交』的旗號進行的。

還原歷史真相是件很難的事情

記者：其實，還原歷史真相是一件很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讀了您的【開卷有疑】一書，就很讓人感慨，不僅歷史中間遍布疑點，就連歷史著作裡面也常常謬誤百出。

楊奎松：正所謂『以史爲鑒』。可是幾十年來，我們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上太過強調『革命』，而忽略了歷史真實的價值和意義。我相信傳統的革命史觀之不可取，不是因爲相信革命本身有什麼錯，而是認爲這種史觀太過強調政治的標準了。

如紅軍長征的問題。我們剛剛慶祝過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爲什麼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爲紅軍長征勝利的紀念日呢？表面上，這是因爲這是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北會寧會師的勝利日子。但實際上這卻和按照革命史觀解讀歷史的某種需要是相聯繫的。只要我們讀歷史時稍稍細心一些，就不難發現，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師甘北之日，不僅不是紅軍長征最後勝利之時，恰恰是紅軍陷入空前危機之期。因爲，此前紅軍兵分三處，國民黨軍顧得了南，顧不了北。因此陝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面對作戰消極的地方軍閥武裝一度對付起來還得心應手。而這時三個方面軍會合於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蘇聯援助的，但寧夏戰役的迅速失利，兩萬餘紅軍主力被阻隔於黃河西岸，剩下5萬紅軍傷病過半，糧彈匱乏。國民黨中央軍這時卻大批尾隨而至，形成三面合圍。進入10月底11月初，紅軍在甘北再無迴旋餘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開專門會議，制定了新的長征作戰計劃，準備向東突圍，要在基本上已是國民黨中央軍控制的地區再度進行長途征戰，其險惡程度可想而知。這也正是爲什麼蔣介石會在12月初不顧一切趕赴西安，集中軍政要員，堅持『剿』共作戰已至『最後五分鐘』，下決心要畢其功於一役。這也正是爲什麼毛澤東會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的消息後如釋重負地表示說：張學良這是『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由此不難了解，沒有西安事變，中國革命的歷史難免會被改寫。顯然，這種把紅軍長征與西安事變割裂開來的做法，不僅極大地降低了對西安事變及其背後中共依據莫斯科指示實施統戰新策略的重大歷史意義的評估，而且也造成了對紅軍長征勝利原因的某種誤讀。

關於民族國家

記者：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兩個方面，而中國從近代開始向現代國家方向邁進之日起，幾乎所有當政者都高唱民族主權而壓制人民主權的實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楊奎松：依我所見，是工業化水平過低，商品經濟不發達，市民社會尚未形成，還不存在一個由於在經濟上擔負了國家的幾乎全部開支，進而對整個政治運行規則能夠產生極大影響力的第三等級。在這一點上，我們和歐洲民主國家早年的從中世紀走向現代社會的情況有著極大的不同。上百年來，凡經濟落後國家，都有此種痼疾。消除此痼疾別無他法，只有發展資本主義，使經濟成長達到相當水平而已。此種發展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由某宗主國或某強國主導該國政治經濟的發展，逐漸實現之。一種是通過民族解放鬥爭獲得民族獨立和統一，造成統一的民族市場，在經濟發展中逐漸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中產階級，進而由經濟而政治，最終改變專制體制走向民主。了解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難得出結論，對國民黨在1927-1937年間統一中國的嘗試與努力，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與重視。蔣經國1987年能夠自主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嘗不是這種內在邏輯力量作用的結果。（據【南都周刊】謝海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