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 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

史料和始料

在海內外近代史學界，楊天石享有很高聲譽。對於學者而言，學術著作理所當然是其學術聲譽的基石。此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楊天石近代史文存』，雖然涉及其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但只是他全部著作的一部分，就研究領域而言，他貫穿了晚清史、近現代史和當代史，對中國古代史也有涉獵。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生前一直提倡，史學研究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在楊天石的學術之旅中，這樣的思路貫徹始終。他的史學著作，其論據大都建立在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從1985年到現在，楊天石憑藉一己之力尋訪近代史原始材料，自1985年起，他陸續訪問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的台灣地區，在當地的圖書館、檔案館裡接觸到大量稀少、難見的史料，發現了不少人所未知的秘密。去年3月底，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剛剛開放蔣介石1917～1931年的日記，楊天石即遠赴美國查閱。今年4月2日，胡佛研究院宣布自即日起開放蔣介石1932～1945年的日記，楊天石即再渡重洋，緊張查閱。

能夠在幾十年時間裡鍥而不捨地尋求原始資料，年過七旬還不顧年高體弱，堅持自己的學術研究原則，對於學術研究來講，楊先生樹立了鮮活的典範。

『楊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晚清史事】、【國民黨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抗戰與戰後中國】、【哲人與文士】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套叢書集中反映了近代史專家楊天石的學術成果。在楊天石的研究領域中，蔣介石研究和抗戰史研究是重點，尤其是蔣介石研究，其用力最多。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中，楊天石就蔣介石日記的價值、蔣介石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以及他在抗戰中的表現等方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1.蔣介石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

新京報：你曾經提出，要『建立中國近代史新的解釋體系』，為什麼？

楊天石：因為舊的解釋體系已經出現了許多破綻。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認識到，歷史首先是科學，而不是工具。未來歷史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要努力從舊的框架中解放出來。

真實是歷史學的生命，歷史學之所以能存在並且對社會有用，其關鍵就在於要真實。二是要以準確的史實為基礎，檢驗既往的所有歷史判斷。符合客觀歷史者存之，不符合客觀歷史者則訂正之。許多史料和史實都說明，舊的解釋體系已經不足以適用到今天。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中國近代史解釋體系。

新京報：近年來，有關蔣介石的著作出版了多種，資料有多個出處。一些名人曾經在日記中造假，那麼，蔣介石的日記是否可信？

楊天石：蔣介石從開始寫日記到1972年，堅持了50多年，從不間斷。他的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真實性當然就比較高。原因是，第一，蔣介石在日記里寫了好多個人隱私，顯然，這不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第二，蔣介石日記里什麼人都罵，最親密的人也罵，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罵；另外，何應欽、李宗仁、胡漢民、孫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罵得很難聽。他這樣一部日記，怎麼能公布？

新京報：就你現在接觸到的情況來看，蔣介石日記的價值在哪裡？

楊天石：這些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深入了解蔣介石的思想和內心世界，『有助於填補蔣介石研究中的空白，從多個側面和細節完整地反映蔣氏為人，』而且對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會有重要作用。歷史學家當然要根據政治人物的公開言行對他做出判斷，但是，歷史學家還要了解政治人物的幕後活動和內心隱秘以及喜怒哀樂。這就要靠日記，這是日記的一個優點。

2.蔣介石不避其好色本性

新京報：一些有關蔣介石的著作都寫到他年輕時很不堪，根據你的研究結果，事實是否如此？

楊天石：蔣年輕時一直是在天理和人慾之間作掙扎，他早年有三種身份，一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志士，二是研究宋明理學的道學家，三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常常浸淫在花街柳巷，找妓女陪他喝酒、打牌、睡覺。日記里蔣曾坦率寫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鋪髒亂，余拂袖而去。又有『今晚出去探花』等內容。但蔣同時又在進行痛苦的思想鬥爭。在他從福建要到上海路經香港時，日記上說：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經受考驗，就看今天！結果當天晚上他又去妓院了，並在日記上寫着：我的毛病就是好色！就連馬路上見到美女也心動，他在日記中寫道：『見艷心動，記大過一次。』為了解決性的苦悶，蔣在日記中也記載：以『自慰振興精神』。蔣的日記寫得很坦率，毫不隱諱自己好色而又時時警惕要戒色的矛盾與思想鬥爭。

蔣有一個女友叫介眉，是個妓女，兩人很要好，介眉希望結婚，蔣亦有此意，但要介眉寫一盟約，介眉不肯，此事遂無進展。現在南京第二國史館還藏有介眉寫給蔣的信，裡頭提到她『活着是蔣家人，死是蔣家鬼。蔣要到福建打仗，介眉送她到船上，要求跟蔣一起走，蔣不允，說船上床髒。介眉於是要求他留在上海陪她幾天，蔣遂在上海又待了幾天。蔣感到後悔，日記中寫道：我真是不像話，離開家前緯兒拉着我的手不讓我走，母親重病在床，我都沒多理會，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幾天。』

3.蔣認為知識分子都是糊塗蛋

新京報：蔣當權後，民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如羅隆基等人都對蔣介石有過強烈批評，他對這些文化人的印象如何？

楊天石：蔣對民主黨派、文化人的印象壞透了，對民盟、張瀾、黃炎培、左舜生都沒好話。蔣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許多都是糊塗蛋，日記中出現大

量罵文化人的話。但是，蔣介石很愛讀書。過去一般都認為蔣只是一介武夫，不愛讀書，沒有思想，這種看法不太正確。蔣是軍人，除了對自己的軍事指揮藝術很自負，對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許多文告都是他親自撰寫的，他還在日記中形容自己『筆力雄健』。抗戰期間，即使軍務繁忙，甚至在重慶大轟炸中，蔣仍保持讀書的習慣。抗戰期間，他最常讀的書是【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這兩本書講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學家的思想和學術傳承，其中包含了許多個人道德修養與待人接物的道理。

蔣常感嘆國民黨不但沒有好的軍人，也沒有好的文人，連文章都寫不過共產黨。陳布雷是他少數滿意的文膽，但陳的身體不好。抗戰期間，蔣在重慶舉辦第一屆黨政訓練班，蔣親自主持，還對學員做了問卷調查，問卷內容是他親自擬就的，其中有一題是問大家：為何國民黨處處趕不上共產黨？

【學者看法・贊】

他的研究追求信史和新知

●牛大勇（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

楊天石的學術研究追求信史、實學、新知和美文，這在他的著作中表現很明顯。所謂信史，就是指可信，可以傳之後代的歷史。在這一點上，對近現代史以及當代史研究來說是一個尤其重要的問題。他非常重視原始材料，一切論據都是從原始材料出發。這是史學的一個基本要求，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他到現在還在努力做。大家都知道，近現代史以及當代史研究受到資料等多方面的局限，受到種種因素的干擾。從歷史上看，研究現當代史的史學家的著作能流傳久遠，在當時的命運都很坎坷。當時很輝煌，以後遭遇也很好的史學家很少。當然，如果從後人的眼光來看，楊天石的史學研究不能說沒有缺點，也不能說完全看不到時代的影響，這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歷史研究中，新知是非常重要的。他考驗的是史學家能否發前人之未發，說出和別人不一樣的見解。楊天石尤其注重學術創新。讀他的著作，我們總能發現以前不知道的知識。楊天石比較注重敘述，他不是要建立一個理論框架，或構建一個宏觀體系。他擅長用敘述把歷史的細節復原，在這種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專家看他的書，翻幾頁就會發現新東西，這一點在老一輩史學家中非常明顯。此外，美文也是他努力追求的。他的著作文字流暢，語言講究，他能詩能文，文字功力在這一代學人中非常出色，寫東西很生動。

他的蔣介石研究敢於衝破禁忌

●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可以說，楊天石對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多少年來，他的研究領域都很廣泛，但是，對蔣介石研究從來沒有中斷過。他特別注意史料的搜索。他曾經出過一本書【海外訪史錄】，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像發現的蔣介石日記，他都加以研究利用。楊天石的蔣介石研究，敢於衝破禁忌。他的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再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衝破一些條條框框。

楊天石的學術研究範圍貫穿了晚晴、近代和當代。他開始研究的是明代的思想家，然後是南社，包括詩詞的藝術等方方面面。這個跟歷史又分不開。由此，他切入到中國近代史，應當說，作為專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他起步比較晚，但是，成就既紮實又豐碩，這是不容易做到的。

他主編的【百年潮】有幾句話，信史，實學，新知，美文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的研究準則。主編這個雜誌與他自己的學術研究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同時加深了他對中共黨史的認識。

【學者看法・貶】

他的著作有史料價值，但沒思想

●張教授，近代史專家

楊天石的書我讀過一些，文字很流暢，史料很紮實。他搜集史料好像着迷一樣，基礎打得很牢，涉及面很廣，但就是沒思想。

我覺得，歷史學家除了用紮實的史料進行研究之外，還應該進行解釋，不能說把材料羅列出來就萬事大吉。他有時羅列了太多的材料，明明可以通過分析做出一些結論，但他就是不說。像他的蔣介石研究，從他的書里能看出蔣介石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嗎？蔣介石不是一個小人物，中國近代史缺了蔣介石和毛澤東的話就沒東西啦！你掌握了那麼多史料，沒有進行挖掘，從裡面看不出來東西，這非常可惜。

我不說他非要下一個明確的結論，但至少可以分析一下。我覺得，歷史必須進行解釋，但是，包括他在內的很多學者就是不解釋。當然，他糾正了以前對蔣介石研究的一些謬誤，但是，對於蔣介石這個人物的研究來說，謬誤不成問題，因為人們對他的看法歷來就是有偏見的。更重要的問題是，通過對這個人物的研究，把中國近代史的走向和脈絡揭示出來，或者深入挖掘這個人，這都可以。

當然，楊天石也有他自己的學術貢獻，我也很尊重他。作為一個史學家，他當之無愧。我覺得，造成他的近代史研究現狀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過于謹慎，自己不敢下結論；再有就是見識不夠。這會導致他接觸到一些重要史料的時候看了也是白看。中國很多歷史學家的毛病在於，每個人就搞自己那一段，對其他的部分了解太少。這肯定會局限自己的研究。　

學術一流名聲末流

在近現代史領域，有三位學者具有一流的學術水平，卻擁有末流的世俗名聲，一位是北京大學的茅海建，一位是中山大學的桑兵，還有一位，是社科院的楊天石。

茅海建先生的導師是陳旭麓先生，陳旭麓則是陳寅恪的弟子。陳旭麓先生也是學術水平極高，卻聲名不彰，茅海建有感於此，每有新作出版，總要在書的扉頁題上『獻給我的導師陳旭麓』，要說『道德文章』，我覺得茅先生算得上當之無愧。

桑兵先生是中山大學的學科帶頭人，關於學術史上地緣與人緣的研究在國內首屈一指，但是桑先生為人低調，加上研究領域比較專業，學界之外也是少有人知。

楊天石先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王力先生，後來步入史學，成績驕人，當年出版【海外訪史錄】，在學界引起很大震動。我之所以把楊先生的畢業時間加以強調，是因為那時畢業的學者不像後來上山下鄉的一代學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儘管個人不懈努力，在學養上都存在致命缺陷。

這三位我都不曾有過接觸，卻從他們的著作中獲益良多。說起來，多多少少與楊天石先生還算有點文字緣分，想來他大概也未必記得。不論其文，先說其人，我姑且先說說我和楊先生的一點緣分吧。

前年，我在編【斯人不在】那本小冊子時，楊先生撰寫的【『四・一二』政變前夕的吳稚暉】即在我的選編視野之內，出版之前，出版社需要各文章作者的授權，當時我還不曾和楊天石先生有過任何聯繫。冒昧打了電話到楊先生家裡，楊先生不在，楊夫人告訴我楊先生正在美國查閱資料。我又問，那如何能和楊先生聯繫上？楊夫人告訴我，她也無法聯繫，她給了我楊先生女公子的電話，說其女公子可能知道楊先生的聯繫方式。

我不屈不撓地掛了電話給楊先生的女公子，她告訴我，楊先生在美國一般都是通過郵件聯繫，讓我給楊先生發郵件試試，同時告訴我兩個信箱，讓我發信時兩個信箱都發一遍，以確保楊先生能收得到。我於是給楊先生發郵件說明意圖，本來以為像楊先生這樣的學術大家，可能無暇顧及如我這般無名小輩。沒想到很快收到楊先生肯定的回覆郵件。楊先生其人，吾不知也，但是其為人之敦厚，吾見之於其夫人與其女公子。

他的研究領域大眾也感興趣

●本報書評人 陳遠

書的品相不好，有閱讀障礙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口氣推出了五卷本的【楊天石近代史文存】，欲窺楊先生學術全貌的人當然不容錯過，即使不作學術研究，只是對這段歷史感

興趣，也是非常值得翻閱的，因為楊先生的研究領域，非常具有被普通讀者接受並且感興趣的潛質，看看他的題目就可以知道我何以這樣說。

在【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一卷中，有【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關於孫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中山艦事件之謎】等文章，這些史實，即便不是做民國史研究的人，也大多耳熟能詳，但是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則是專門研究民國史研究的人，也未必清楚。再比如在【宋明道學與蔣介石早年的個人修身】中寫到的蔣介石的好色以及與青樓女子介眉之間糾纏不清的一段孽緣，想來是頗能勾起大家的閱讀欲的吧？

不過，平心而論，這套書做得卻是相當一般，或許只有我這般不挑剔書的裝幀設計的人才不會對這套書的品相有什麼不滿。一點也不醒目的書封，放在書堆里，恐怕很容易就被淹沒。從一個編輯的角度來看這套文存，如果要是我編，至少我會把【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和【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分成三冊，把其中的『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單獨匯編一冊，否則以每冊七八百頁的厚度，讓一般讀者讀起來還是有些吃力。而就文章排列，也可以再作一些考究。對於大家不太熟悉的人物可以配以圖片和一些詳盡的說明，以便使讀者閱讀起來沒有阻礙之感。

不過，這都是題外話。我更想說的是楊天石的文字風格與學術方法。

循着傅斯年『史學即是史料學』的方向

討論歷史著作的語言風格，似乎是說錯了話題。其實不然，長期以來我一直考慮，歷史研究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研究範式？學院式僵化的論文格式固然令人生厭，一味追求『好看』是否就應該獲得讚譽？至少我不那麼覺得。我覺得歷史寫作最重要的是準確――史實敘述的準確和觀點表達的準確。『以辭害義』，是史學家大忌。楊天石的文章還沒有讀完，但是風格已經見識，樸實，樸實到極少使用形容詞。比如在【蔣介石為何刺殺陶成章】一文中，開頭便是『1912年1月14日，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在上海廣慈醫院被刺。』平鋪直敘，簡單明了。為了驗證我對楊文風格的這一判斷，我隨便翻到了幾處我尚未看到的地方，果然不出我所料，此類風格的句子比比皆是，如『28日，南京中央大學學生1000多餘人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其後，又到外交部請願。外交部長王正廷避而不見，引起學生憤怒，沖入王的辦公室，毆傷王的頭部。』此處不寫王正廷的避而不見的心理，不寫王被毆後傷勢如何，只是根據材料敘述事實，想來楊先生治史多年，一定深諳『心史難描』的道理。而準確，在我的理解，正是研究歷史的第一要義。

在中國史學會原會長金沖及先生給這套文存寫的序言裡，有這樣一句話：『他（指楊天石）具有史學大師陳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種「問題意識」。』我想順着金先生的這句話，探討一下楊天石的方法，我覺得，與其拿楊天石和陳寅恪做比較，不如拿他與傅斯年做比較來得更加貼切，當代治史者深得陳寅恪三昧的，應該是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茅海建，而楊天石，其學術取徑無疑更貼近傅斯年『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號召，或者說更貼近胡適晚年『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理念。這種方法說來簡單，在單篇文章中也比較容易做到，但是能夠做到篇篇如此，而且在題目上不重複，則殊為不易。不過，可能是過于謹慎，有些文章只有材料呈現，而沒有觀點的展開，比如【張發奎談南昌起義】一篇，讀來令人稍覺缺憾。

縱覽其書，便會為楊天石占有資料之豐而瞠目。在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想，為什麼是楊天石？不熟悉楊先生，不敢妄下斷語。

理解歷史才能真實地刻畫歷史

楊天石在史學界之內的成名之作，當屬【中山艦事件之謎】。那篇文章令胡喬木讚譽有加，稱其為『近年來中國現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實楊天石的文章大多可圈可點。比如【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一文。

關於孫中山『租讓滿洲』問題，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個疑案。而楊天石通過考察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日本三井財閥重要人物森恪與益田孝的函電，以諸多當事人的言論為佐證，最後得出結論，孫中山確實一度曾經準備把滿洲租讓給日本。我們不妨來看看楊天石的敘述：

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鬥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問題的全部複雜性也在這裡。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孫中山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樣也不應該為了維護這種地位而諱言有關事實。歷史學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實和真理。對孫中山如此，對其他歷史人物也應該如此。

我們常常說要對歷史人物作到同情的理解，如果沒有理解只有同情，或許只能做到為尊者諱，只有理解了歷史，才能真實地刻畫歷史。這一點，我以為楊天石做到了。

楊天石近代史文存

【文存目錄】

【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

【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

【晚清史事】

【抗戰與戰後中國】

【哲人與文士】

作者：楊天石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年7月

作者：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