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富和最穷的时代

      何亚福

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文章说：“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谈到“法国大革命”，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这部小说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双城记》的开头是这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也可以模仿这句话说：“这是一个最富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穷的时代。”现在中国就是处于这样的时代。

前半句“这是一个最富的时代”，这容易理解，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17美元，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估计2012年的人均GDP更高，但我还没有找到最新数据。2012年12月初，标准普尔预计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141美元）。

但后半句“这是一个最穷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虽然现在中国人均GDP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夫妇都不准生2个孩子或养不起2个孩子，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最穷的时代”！在1970年以前，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远远比不上现在，但那时的普通家庭还是可以抚养四、五个孩子的（当然，那时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是很低的）。例如，从1950年至1970年，除了1959-1961三年大饥荒以外，中国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均超过5.0，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中国家庭都有5个以上的孩子。

那么，按照现行计生政策，中国有多少人终身只能生一胎？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给出的数据是：“实行一孩的人口大概占35.9%，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两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以上。”在一孩半政策中，如果育龄夫妇第一胎生男孩，他们不能生二胎。在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103~107，因此，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中，约有52%的育龄夫妇只能生一胎。由此可以计算中国只能生一胎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5.9%+52.9%×52%≈63.4%.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夫妇都不准生2个孩子”这句话是符合事实的。

即使按照现行计生政策，现在中国有少数夫妇允许生二胎，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夫妇也放弃了二胎指标，主要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抚养小孩的成本高，导致人们生育意愿低。现在城市中的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承受了整个家庭至少两代人的爱和希望，人们更舍得为这个孩子花以前在两个孩子身上都花不了的钱，从而人为地抬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

对于缓解老龄化问题来说，生育意愿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提高生育率却收效甚微，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中国人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要保护生育意愿都很难，计划生育政策却还要继续打击人们的生育意愿，还在对“超生”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完全是奖懒罚勤的行为！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生存压力双重打击下，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如大江东去，因人口巨大落差而形成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即将突现，而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有人说：“既然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那么就不会有超生了，也征收不到社会抚养费了”。但事实上，总体上的生育意愿普遍降低并不排斥有一小部分夫妇还是有多生的意愿（况且生二胎并不属于“多生”），而“社会抚养费”就是针对这一小部分夫妇敛财的。例如，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4，但上海也有极少数夫妇“超生”。事实上，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超生”现象已经是越来越少，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也不断降低。

现在有一些人口专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一旦取消计划生育，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就会大幅度反弹，因而他们反对取消计划生育。我认为，取消计划生育之后，生育水平不会有大幅度反弹，但会有小幅度反弹。从生育权的角度来看，不论生育水平有否有反弹，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生育水平不论是大幅度反弹还是小幅度反弹，都是好事。正因为有“反弹”，取消计划生育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