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最富和最窮的時代

      何亞福

1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一篇題為【王岐山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文章說：『當前中國社會背景複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法國貴族在喪失了其古老政治權利後，仍占據着高官顯爵的地位，並保持着種種令人憎惡的特權（主要是免稅特權），對人民漠不關心，而且越來越頑固地維護他們的封閉利益，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個舊制度的頑症。當今中國，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後，開始面臨一些轉型難題。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現象，都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考驗。出路在哪裡？答案是深化改革。』

談到『法國大革命』，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這部小說就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雙城記】的開頭是這句話：『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我也可以模仿這句話說：『這是一個最富的時代，這是一個最窮的時代。』現在中國就是處於這樣的時代。

前半句『這是一個最富的時代』，這容易理解，因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1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417美元，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估計2012年的人均GDP更高，但我還沒有找到最新數據。2012年12月初，標準普爾預計2012年中國人均GDP為6141美元）。

但後半句『這是一個最窮的時代』是什麼意思呢？雖然現在中國人均GDP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但現在中國的大多數夫婦都不准生2個孩子或養不起2個孩子，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最窮的時代』！在1970年以前，雖然中國的人均GDP遠遠比不上現在，但那時的普通家庭還是可以撫養四、五個孩子的（當然，那時人們的平均生活水平是很低的）。例如，從1950年至1970年，除了1959-1961三年大饑荒以外，中國每年的總和生育率均超過5.0，也就是說，平均每個中國家庭都有5個以上的孩子。

那麼，按照現行計生政策，中國有多少人終身只能生一胎？按照國家人口計生委法規司司長於學軍給出的數據是：『實行一孩的人口大概占35.9%，實行一孩半政策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兩個孩子或者兩個孩子以上。』在一孩半政策中，如果育齡夫婦第一胎生男孩，他們不能生二胎。在正常情況下，出生性別比是103~107，因此，實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中，約有52%的育齡夫婦只能生一胎。由此可以計算中國只能生一胎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35.9%+52.9%×52%≈63.4%.由此可見，『現在中國的大多數夫婦都不准生2個孩子』這句話是符合事實的。

即使按照現行計生政策，現在中國有少數夫婦允許生二胎，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夫婦也放棄了二胎指標，主要是因為生活壓力大、撫養小孩的成本高，導致人們生育意願低。現在城市中的大多數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獨生子女承受了整個家庭至少兩代人的愛和希望，人們更捨得為這個孩子花以前在兩個孩子身上都花不了的錢，從而人為地抬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

對於緩解老齡化問題來說，生育意願是最難能可貴的東西。發達國家採取各種措施試圖提高生育率卻收效甚微，就說明了這一點。現在中國人的生育率已經很低了，要保護生育意願都很難，計劃生育政策卻還要繼續打擊人們的生育意願，還在對『超生』夫婦徵收『社會撫養費』，這完全是獎懶罰勤的行為！在計劃生育政策和生存壓力雙重打擊下，中國人的生育意願已如大江東去，因人口巨大落差而形成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即將突現，而中國還沒有做好準備。

有人說：『既然人們的生育意願已經很低了，那麼就不會有超生了，也徵收不到社會撫養費了』。但事實上，總體上的生育意願普遍降低並不排斥有一小部分夫婦還是有多生的意願（況且生二胎並不屬於『多生』），而『社會撫養費』就是針對這一小部分夫婦斂財的。例如，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只有0.74，但上海也有極少數夫婦『超生』。事實上，進入九十年代以來，『超生』現象已經是越來越少，所以中國的生育率也不斷降低。

現在有一些人口專家（例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認為，一旦取消計劃生育，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就會大幅度反彈，因而他們反對取消計劃生育。我認為，取消計劃生育之後，生育水平不會有大幅度反彈，但會有小幅度反彈。從生育權的角度來看，不論生育水平有否有反彈，都應該取消計劃生育。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生育水平不論是大幅度反彈還是小幅度反彈，都是好事。正因為有『反彈』，取消計劃生育才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