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福
1月24日,社会学家李银河发了一条微博说:“在第一财经参加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辩论,有主张取消计划生育的,我的意见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全国城乡统一放开二胎。理由:如果取消计划生育,农村人口反弹会很厉害;城市已有85%婚姻是双独,按政策原本就能生二胎,再对那15%的人开放问题不大,此外,还有人会选择生一胎或不生育。”
李银河是顽固的计生支持者,她以前在《反对计划生育的非理性力量》一文中说:“计划生育是中国不得不实行的政策,其必要性和对我们民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让已经来到人世的13亿人生活得好一些,还是搞出17亿人因而每个人生活得差一些,二择一,有理性的人都会选前者。”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为了当超级大国的同样目标,也许我们将人口控制在3亿或者最多不超过4亿就行了,因为苏联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人口都没超过3亿。”显然,李银河与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李小平的观点比较接近,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3亿左右。但现在连李银河这样的顽固计生支持者也主张放开二胎了。
我在2004年写过一些文章主张取消计划生育(例如2004年10月我在人民网论坛发了一个贴子《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办法----同时取消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但赞同者寥寥,反对者甚众。所以,2005年和2006年,我写了一些文章主张分两步取消计划生育:第一步放开二胎,第二步取消计划生育。例如,2006年12月《领导者》杂志发表我的文章《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其中有一段话是:“笔者认为,取消计划生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果担心立即取消计划生育会造成政策的不衔接,那么可以采取一个过渡的方案:在2007年全面放开二胎,在放开二胎一年后或两年后再取消计划生育。”
基于上述观点,我在2006年12月底发起《放开二胎倡议书》,并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与。其中杨支柱先生在2007年元旦回复说愿意作为发起人之一,并说:“彻底放开是不是过急了?我当然反对强制堕胎、强制避孕和社会抚养费,但是是否可建议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公务人员应当做出表率,公务人员超生视为提出辞职申请。’?”(杨支柱当时在他的博客公开了这份邮件)。当时我想,杨支柱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写过文章质疑计划生育,但连他也认为“彻底放开是不是过急了?”,可见如果提一步到位立即取消计划生育,估计暂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我也没有在《放开二胎倡议书》上加上“公务人员超生视为提出辞职申请”这一句。现在杨支柱先生不但主张取消计划生育,还主张鼓励生育。可见,杨支柱先生近几年对人口政策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现在有些人认为,我当年不应该发起《放开二胎倡议书》,而应该发起《取消计划生育倡议书》。其实他们没有考虑到以下两点:第一,当时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早已质疑计生政策的人)都不能接受立即取消计划生育的观点。第二,这份倡议书是要提交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而代表、委员们不可能接受一步到位取消计划生育的方案(2007年两会召开前,我把这份倡议书发到了一些代表、委员的邮箱。)
如果《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一文中的建议被接受,2007年放开二胎,那么最迟在2009年就会取消计划生育。但到了2009年,不但没有取消计划生育,连二胎也没有放开,所以,我从2009年起不再发起放开二胎倡议。2009年3月6日,我在人民网E两会提交了一个E提案《“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本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庭计划的定义是:“个人和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有些网友认为,“家庭计划”这个名词容易引起误解。因此,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我从2010年起在人民网提交的E提案,把“家庭计划”一词改为“自主生育”。
1月18日,财新网报道:人口学家曾毅认为“2013年是放开二胎最后好时机”。曾毅曾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多年来,曾毅一直主张“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我认为,这个方案最初还有积极意义,但到现在还在提这个方案,就显得保守了。
打个比方,二胎派就相当于维新派:1898年支持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在当时是进步力量,但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是大势所趋,某些维新派人士变成保皇派,就变成保守派了。同样道理,在2009年之前,人口学界的开明派支持放开二胎,保守派支持独生子女政策。但从2009年12月起,连独生子女政策制定者之一的田雪原也发表文章认为应该逐步放开二胎了;现在连李银河这样的顽固计生支持者也主张放开二胎了。当田雪原、李银河这些人口政策的保守派都在鼓吹二胎方案时,开明的人口学家应该主张取消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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