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友們生活為題材的『第二屆打工春晚』,昨日在團中央禮堂舉行。『小崔,我的老鄉!』當崔永元身着中山裝走上舞台時,台下來自河北的空調工人胡占軍從座位上騰起,鉚足勁兒給崔永元鼓掌。據了解,這已是崔永元第二次主持『打工春晚』了。(新京報1月27日) 打工春晚,顧名思義是面向打工者的春晚,而『打工者』在很大程度上剝離於『正規工人』之外,打工者中的絕大部分無疑是具有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專門面向那些離鄉背井、從事艱辛工作卻待遇不高的外來務工人員辦一場『打工者的春晚』,寒冬也釋放出濃濃暖意。作為第二次主持『打工春晚』的崔永元,無疑是領銜這場『向打工者傳遞人文關懷』活動的正能量。還記得去年夏天『7?21』北京暴雨過後,崔永元請暴雨中救人的農民工吃飯所形成的正能量,至今仍舊散發着餘溫。 打工者、農民工、外來務工人員,都是指進城務工的農民兄弟。眾所周知,作為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有效方式,進城務工對於城市建設和農村發展都有着積極作用。但現實多有缺憾,進城務工勞動者受到的待遇,與其推動城市發展所做的貢獻,顯然過於不對等。不只是同工不同酬,甚至他們從事着最艱苦危險的工作,得到的報酬和受到的待遇依舊令人心酸。作為城市就業體系的邊緣人,他們的『工作』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一種餬口手段。城鄉二元化背景下的身份歧視,很大程度上註定了他們在城市生活工作中的邊緣化窘境。 外來務工人員所處的弱勢地位,反映在他們在城市生活工作中的舉步維艱。且不講應得的福利待遇打了水漂,即便是最基本的工作酬勞也經常以各種藉口被拖欠。歲末花樣繁多的『討薪秀』一再上演,背後無不凸顯出農民工所處的權利困境。務工市場不成熟,公共部門監管不到位,再加上農民工利益訴求渠道狹仄和法規制度不健全留下的漏洞,一定程度上使得『欠薪』成為農民工的『心腹大患』。即便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公共資源,也在傲慢排斥農民工,比如春運火車票訂購過程中反覆上演的『羅生門』,比如農民工乘公交車因為衣服不乾淨,或被人斥責扔行李,或自己『怕弄髒了座位』不敢坐,這些都反映出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夾層困境。 農民工所處困境一定程度上是當下社會階層隔膜的現實映射。城鄉夾層中的農民工需要物質福利,更需要情感溝通和人文關懷,這不僅僅包括打工薪酬按時足額發放在內的物質保障,給一顆顆遠離家園的寂寥悲苦之心些許溫情更加重要。哪怕是一場在別人眼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打工春晚』,也可以讓他們漂泊無依的心感受到極大的慰藉。去年7.21北京暴雨過後崔永元請救人的農民工吃飯,中國青年報刊文指出,不妨以請農民工吃頓飯為契機,着手化解社會各階層間的封閉斷裂,開展一場階層融合行動。這顯然有助於打破當下社會階層封閉的不健康狀態。 農民工的困境,表面上看是身份困境,實際上是公平正義規則不健全且運轉不靈狀態下的權利困境。解決這一難題,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和智慧,更是腳踏實地的行動。作為當前中國最顯著的特色之一,不妨從新型城鎮化中找到一條渠道。雖說當前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0%,但這種城鎮化很大程度上是『低質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和權利城鎮化顯然出現了脫鈎,其中最有力的明證是進城務工人員雖然被計算在『城鎮化率』當中,但他們的『城鎮化』,顯然只是『人身城鎮化』,在『權利福利城鎮化』方面仍舊被屏蔽出城市之外。這也凸顯出今後新型城鎮化面臨的任務之艱巨。 雖說農民工的弱勢困境逐漸受到重視,政府加大『欠薪』治理力度,『惡意欠薪入刑』也有了司法解釋,也出現『請吃飯』和『打工春晚』之類的人文關懷,但這些對於解決農民工弱勢困境還遠遠不夠。從根本上講,只有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農民工的弱勢困境才能得以消除。這就需要建立健全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的社會公平保障機制,在發展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逐步改革戶籍制度,打破附着在戶籍上的福利待遇『差序格局』,在全社會範圍內實行公共資源均等化分配,進而從根本上消除造成農民工等弱勢群體『身份困境』的土壤。讓改革紅利更公平地落到農民工等弱勢群體身上,同樣是繪製『美麗中國』畫卷中不可缺少的一筆。(凌國華) 來源:人民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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