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方所謂的『世界末日』之年，杜甫被人在網上『惡搞』了，這個生前漂泊流浪了一生的詩人據說被人『搞得很忙』。因為網絡走紅了，我們記起今年是杜甫誕辰1300周年。
在這個商品經濟橫行和娛樂至死的時代，詩歌的命運是孤寂的，只有詩人被惡搞，或發生詩歌醜聞事件的時候，詩歌才被大眾關注。甚至現代人還嫌不足，要拉古代的偉大詩人來開涮，讓詩歌斯文掃地、風雅淪喪。 對詩歌而言，這無疑是歷史長河上最嚴峻的時刻。 歐美風雨東漸以來，雖然西方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正在促進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但從目前的現實而言，中國文化的偉大傳統有危險，而新的法度還沒有建立起來，西方文化的精髓並沒有融入中國本土文化。這就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非驢非馬的意思了。 筆者在寫作【從風雅到風骨漢語詩歌書寫的轉向與個體審美精神的確立】的過程中，愈發認識到漢語詩歌自身傳統的偉大，這就是『風雅的傳統』。在杜甫誕辰1300周年之際，我們紀念杜甫，也許這是一個契機，讓偏離了軌道和方向的中國詩歌，重新認識自己的傳統並回到這個傳統來。 所謂風雅，就是詩歌作為一種悠久的抒情方式，其讚美、想念、哀嘆、諷刺，皆要合於度，歸為雅正，發揮『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從而有助於政治教化，漢代的【毛詩】就是對【詩經】的一種蔚為壯觀的政治學解釋。儒家用詩歌行教，這其實是一偉大的創造。 把高度精神化的詩歌納入到禮儀教化的政治秩序中，並被賦予了獨一無二的神聖使命，這正是所謂的中國禮樂文明高度成熟的象徵。人們通過創造詩歌來參與政治，褒貶美刺，改善風氣，齊正天下，好比是今人津津樂道的政治共同體的『公共空間』，成為古代中國最為文明化的精神空間。 同時，詩歌作為一種言說之法度，比興和四言的大量運用，使得【詩經】具有審美的價值。比興生發了大量美好難忘的形象，四言則賦予詩歌以形式美感。而曹丕提出『詩賦欲麗』後，以及『風骨』的發現並成為一種審美范型後，詩歌自身具有了獨立的審美價值。曹魏三大政治家親自主導了詩歌實踐和審美法則的確立，使詩歌不但沒有完全疏離政治，反而以一種更加普遍的審美風氣貫通和吹拂着當時的政治空間，擴展了風雅的內涵。 在歷史長河中，風雅與風骨構成了中國詩歌的兩大傳統，風雅是大傳統，風骨是小傳統，而作為審美的詩歌和教化的詩歌，從來不是相互獨立不相往來的，而是相互影響，難解難分。唐朝出現了兩座無與倫比的詩歌高峯，這就是李白和杜甫。而他們就是集風雅與風骨於一體的大家。 李白被人譽為『風雅之嗣音，詩人之冠冕』，或與另一位復古詩人陳子昂並列起來評價：『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白曜風雅之絕鱗。』而杜甫自稱『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如果說李白更多繼承了風雅傳統中的審美（抒情）的一面，杜甫則更多發揚了風雅傳統中的批判現實（敘事）的一面，美刺教化的一面，並贏得了『詩史』的美譽。 對於當代詩歌而言，如果我們要拯救詩歌被醜化的形象，就要像杜甫一樣，再次擁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偉大抱負，再次展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廣闊胸襟，再次心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憫情懷，讓詩歌回到社會教化的道路上來，重新發揮詩歌的批判和美刺的功能，起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當下所謂的口水詩、下半身詩，不能振奮人心（不能『興』），無關現實痛癢（不能『觀』），與大眾疏離（不能『群』），也難以反映民間疾苦（不能『怨』），幾乎成為個人自怨自艾甚至低俗趣味發泄的方式，詩人娛樂了詩歌，也為大眾所唾棄和娛樂。歷史上不乏其例，六朝詩歌風格纖細而靡弱，乃至變成浮艷淫麗的惡俗，其後果是亡了國，帶頭寫淫詩的君王成為階下囚。 杜甫之所以能成為『詩中聖哲』的原因，乃是因為他生活在一個以詩行教的國度，其身後有偉大的風雅傳統，這也是積極入世的儒家傳統。作為詩人，杜甫也是一個耿直的儒者，當朋友房g被罷官時，他敢於仗義執言上疏皇帝，最後自己也被貶官。可見，古代的儒者並不都是什麼『封建專制』的維護者，而是有着自己的獨立人格、道德理想，更何況一個赤子詩人呢。 在白話文衝擊和西方詩歌影響下，漢語已經散文化、碎片化了，當現代人把拖沓的散文分行當成詩歌還洋洋自得時，杜甫則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在每個句子上下工夫，甚至『字字不閒』，皮日休說杜詩『縱為三十車，一字不可捐』，其在藝術上字斟句酌的精神足以為後世法。 當代詩歌為什麼很難產生耳熟能詳的經典句子，為什麼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有點『面目可憎』，乃至被當作口水詩，其原因即在於此：古人作詩是以字、句來計算，現代人作詩卻是以篇、章、部來計算，自然不能等量齊觀。 杜甫在格律對仗方面是一個巨人，也是一個革新者。這源自於漢魏以來的風骨傳統。風骨作為一種美之法度，要求詩歌內在的情感節奏（風）和外在的文辭形象（骨）達到協調，內容和形式要達到完美統一，文辭在質樸和華麗之間也要達到平衡。在這個要求之下，中國詩歌形成了悠久的鍊字傳統、對仗傳統，從而讓漢語詩歌煥發出異常簡練、清晰、諧和的美。 杜甫離開我們1200多年了，他在大唐王朝行將衰落以及發生大變亂之際，以詩歌為武器，復興了古老的風雅（樂府）傳統，記錄了那段歷史。在我們這個千年未有之大變革時代，我們紀念杜甫，還能否發揚他的批判現實的精神，不是讓大眾娛樂了詩人和詩歌，而是讓詩歌嘲諷歷史和現實？ 如果捨近求遠，不從中國偉大的風雅和風骨的傳統中去尋找復興漢語詩歌的資源和力量，而唯西方的某主義是瞻，則會離大眾越來越遠。 來源：東方早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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