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給高票價降溫?（2）

高票價，責任誰來擔？

關於國內演出市場高票價的原因，業界各方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天津大劇院總經理錢程表示，演員動輒幾十萬元的天價演出費在演出成本中佔了很大比例，如果演出費能降下去票價自然就下降了。也有演出主辦方認為，國內演出場館的場租費用即便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是偏高的，整個產業中該降價的並不只是一個環節。

有業內人士表示，從數據來看明星的確成為了高票價的頭號推手。陳道明、何冰領銜主演的話劇【喜劇的憂傷】是2012年話劇市場最熱門的劇目之一，但該劇在南京演出時，最低票價為280元，最高票價達到1680元，引起了一定的爭議。而由劉曉慶參演的話劇【風華絕代】在山西太原演出時最高票價更是開到了2980元，連劉曉慶本人都發微博表示不可思議。明星加盟雖然的確可以為一些劇目帶來煥然一新的生機，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演出市場盲目消費的現象，造成看明星大于欣賞藝術的消費傾向，比如有相當一部分購票者將有明星參演的演出門票作為一種『拿得出手』的禮品贈送。毋庸置疑，明星的加入抬高了演出成本，有時這種成本甚至因為市場的過熱追逐而變本加厲轉嫁至消費者身上。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把高票價全部歸結到明星身上有失偏頗。形成高票價的因素很多，演出策劃人楊樾算了一筆賬：『商業演出市場的平均利潤率不到20%，成本決定票價，一場演出的成本中超過50%是演員勞務費，10%是場租，5%至10%是宣傳費，20%是製作費，5%至10%是差旅和運輸費，要降票價就得從這些成本裏摳，大多數演出連這些成本都無法收回，你們覺得是哪塊成本抬高了票價？』劇場租金高、人員費用高、宣傳營銷費用高、製作成本費用高、劇院稅負高，『五高』無形中拉高了演出的票價。再加上贈票、文化投機商從中哄抬價格等因素，票價高於觀眾心理預期自然成為常態。但即便這樣，像很多音樂劇、歌劇這樣舞台佈景、燈光、服裝等投入較大的演出，票房收入還是無法滿足龐大的成本支出。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趙汝蘅表示，一些地方存在着演出預算『奢侈浪費』的現狀，動輒花上千萬元打造演出項目，使得文化惠民政策很難真正惠及百姓。

誰來給票價降降溫？

明星高額演出費、高場租、高規格導致的高成本，造成最終票價高的原因和環節眾多，但哪個方面需要作出讓步，為票價降溫？上海歌劇院歌劇團團長魏松表示：『香港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鑑，對非營利性組織，香港的劇院租金才1.5萬港幣，政府需要對非營利性的演出給予適當補貼。』 此外在一些國家，一些核心演出機構的財政預算幾乎有超過90%是來自於政府撥款，追本溯源是納稅人供養着演出機構，因此票價被嚴格限定。

目前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家演藝機構的年度預算中來自政府機構的撥款和來自社會的捐贈佔到了年度總預算的很大比例，票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就大大減輕了票房的壓力。事實上在國內按照此種模式操作的演藝機構也並非不存在，近幾年來，北京國際音樂節的門票價格便十分親民，包括國外交響樂團、歌劇及明星加盟的音樂會在內，絕大多數場次的最高票價均在200元以內，觀眾花100多元就能坐在最好的席位。可以制定如此親民的票價，其原因便是票房僅占演出回收的很小一部分。

在國內，目前另一較為突出的問題則是有關捐贈與稅收的關係。稅收減免政策也是政府對演出機構的一種支持方式，通過減免捐贈者的稅負來鼓勵對非營利性演出機構的捐贈，目的是讓劇院經營者把票價控制在合理範圍，讓更多的觀眾走進劇場。例如，紐約林肯藝術中心屬於美國聯邦稅法規定的非營利性組織，享受所得稅、財產稅和失業稅的全額免除。公司法人、個人對該機構的各類捐贈，可以享受10％和50％的應繳稅所得額的扣減。此外，林肯中心還被允許可以自行募集資金。因此，林肯中心全年收入中票房只佔6％，這些政策給它帶來的巨額社會贊助才是主要收入。

而在國內相應的制度還不完善，許多業內人士都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及團體向文化演出機構捐贈的積極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某國有院團領導表示，目前非營利性演出機構的的一些演出還要繳納營業稅，對於本就不賺錢的公益性演出而言更增添了壓力。

有文化管理學者表示，雖然市場化是發展趨勢，但市場化並不意味着公眾文化活動商品化，對演出的公益或盈利屬性不加區分，就會將演出成本的壓力大幅轉嫁至觀眾身上，這並不是一種健康的模式，相關部門應該建立完善的制度，對非營利性公益演出和文化團體進行政策扶持，通過政策促進企業對於文化團體的捐贈支持，讓更多的力量承擔起社會責任，才能讓普通觀眾受益。

(周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