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上映的進口片【悲慘世界】雖然是一部文藝音樂電影，但內地票房高達6000萬元，獲得了眾多影迷的超高口碑。去年上映的【安娜・卡列尼娜】、不久前登陸內地的【霍比特人】，都改編自名著，也都取得了很好的口碑。今年康城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了不起的蓋茨比】，同樣改編自文學名著。
國內電影改編文學名著的現象近來也在升溫。去年上映的電影【白鹿原】、馮小剛的【一九四二】，都是根據當代優秀文學作品改編的。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不少網友也呼籲將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搬上銀幕。今年更有多部改編自【西遊記】、【封神演義】的電影將登陸影院。不過，眼下看似很熱鬧的文學改編熱，仍有許多令人感到困惑之處，值得冷靜思考。 國產片改編，罕見成功者 把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近年來在荷里活形成了一股熱潮。從去年開始，先後有十餘部此類電影在大銀幕放映，既有歐洲經典文學名著【呼嘯山莊】、【安娜・卡列尼娜】、【悲慘世界】、【遠大前程】的翻拍之作，也有美國文學名著【在路上】、【了不起的蓋茨比】的電影版，還有新近很暢銷的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雲圖】被拍成電影。 這些影片普遍獲得讚譽，並在奧斯卡獎上多有斬獲，如【悲慘世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都獲得奧斯卡重要獎項。實際上，改編文學名著一直是贏得奧斯卡獎的捷徑。據業內人士統計，自1930年以來，有25部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其中不乏【亂世佳人】、【英國病人】、【辛德勒的名單】等經典作品，在荷里活，起碼一半以上的電影有其文學淵源。影評人木衛二說，無論荷里活刮什麼風，名著改編永遠不會缺席。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電影也是相當重視文學性的，改編文學名著素有傳統，魯迅、茅盾、老舍、巴金的小說都曾搬上過銀幕。真正產生影響力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導演改編當代文學名作，推出了一批經典影片。如張藝謀的【紅高粱】、【活着】和【菊豆】，分別改編自莫言、余華、劉恆等作家的名作，並在國際上為中國電影贏得了聲譽。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孩子王】也是根據李碧華、阿城的作品改編的。 進入新世紀，很少有國內導演改編當代文學作品，也沒有出現【紅高粱】、【活着】之類的經典作品。『這個時期中國電影開始市場化，電影拍出來不掙錢不行，電影人都想做跟市場緊密接軌的商業影片。而這時文學卻開始邊緣化，社會影響力日益下降，改編成電影的商業效果也不好。』編劇蘇健說，這導致了中國當代最好的小說也沒人去改編。 一方面是對現當代文學名作持冷淡態度，另一方面卻熱衷於改編古代文學名著或經典題材，【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都有人改編電影。如改編自三國題材的【赤壁】、【關雲長】，改編自蒲松齡小說的【畫皮】，改編自【西遊記】的【西遊降魔篇】、【大鬧天宮】，改編自傳統題材的【白蛇傳說】、【趙氏孤兒】等影片，有些在市場上取得了高額票房，但口碑普遍不好，沒有一部稱得上是改編成功的作品。 不過，近年來當代文學名作的改編，似乎有點要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情形。第六代導演王全安試圖趕超第五代導演，改編了陳忠實的【白鹿原】，結果毀大於譽。馮小剛一本正經地拍了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雖口碑尚可，但票房遠遠低於預期。知名影評人曾念群對此很不樂觀：『如果當下有導演改編成功，會起到帶頭作用。但【白鹿原】的失敗，說明國內文學名著改編有風險，其他人會望而生畏，對接下來的改編會有抑制作用。』 形式需創新，內容取捨難 由於文學和電影分屬不同藝術類型，要把文學名著拍成電影，又要不喪失原著精華，難度極大。但荷里活自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成功率卻很高，即便是已經改編過十餘個版本的【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最新版電影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即使你對原著故事很熟悉，看電影還是會有新鮮感覺。兩部小說我是耳熟能詳，看電影之前並不抱很大期望，但電影真的拍出了新意，讓我很感動。』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研究員金燕說，『這兩部電影，一部借鑑了舞台劇的形式，另一部採用音樂劇的形式，在表現形式上都有創新。』 在金燕看來，文學名著改編不僅要形式創新，內容也要取捨得當。『尤其是大部頭名著，往往有大量心理分析，編劇要學會取捨。』她舉例說，小說【悲慘世界】，芳汀從工廠裏被趕出來，本來有很長一段故事，電影只用了三五分鐘的戲就表現出來了，還非常感人。影片也沒有把法國革命僅僅當作歷史背景，而是正面呈現革命者群像，其效果更加震撼人心。 相比之下，【白鹿原】就很讓人不滿足，影片對小說亦步亦趨，抱着忠實於原著的想法，形式結構卻散了架，丟掉了故事的內在靈魂。蘇健認為，電影【白鹿原】與小說的差距就在於導演貪大求全，『電影畢竟只有兩個多小時，充其量是個中篇小說的量級。如果把長篇小說拍成電影，必須有所取捨，不可能把整個小說表現出來，可以一個人物為中心，講這個人和其他人的故事。』 至於電影改編是否要忠實於原著，蘇健認為可視不同情況而定。對於經典文學名著，由於不同時期已有很多改編的版本，拍成電影可以做較多嘗試，增加當代感。『經典文學名著可以大膽改編，編劇要考慮當下觀眾的審美趣味，在情感上與觀眾產生溝通，關注當下觀眾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狀態。』他認為，【西遊降魔篇】是對『西遊文化』的顛覆，周星馳借用【西遊記】的文學素材，表達自己心中的東西，這種做法還是可取的。 但是，對於很少被改編成電影的當代文學名著，電影改編最好儘量忠實於原著。『我也參與過改編獲茅盾文學獎的小說，片方甚至要求把原著裏的人名、地名都改掉，這完全沒有意義，對原著作者也不尊重。』蘇健認為，要想改編好當代文學名著，導演一定要從原著中找到跟自己共鳴的東西，彼此產生化學反應，對小說內涵進行視覺轉化。 只看到商機，經典成外殼 據曾經擔任過張藝謀【活着】、【英雄】等影片文學策劃的作家王斌介紹，當初張藝謀能成功改編餘華、莫言的小說，就在於這代人都是從『文革』的苦難中走出來，電影創作者和作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有着強烈的精神共鳴。進入新世紀以後，王斌坦言，很少見到適合改編成電影的當代小說了，文學界相對沉寂。時至今天，電影創作者、作家對歷史、現實都缺少共識，精神上缺少交流，改編當代文學作品的興趣也就沒那麼高了。 大量改編自古典文學名著和傳統題材的商業片，更多是為了市場的需要而不能尊重原著。王斌指出，雖然【滿城盡帶黃金甲】借用了【雷雨】的故事原型，【夜宴】借用了【哈姆雷特】的故事原型，但都沒有保留對原著精神內涵的認知，在心靈、精神上已經枯萎，只剩下一具骷髏。又如【趙氏孤兒】，故事能夠流傳到今天，就在於其中的人物闡釋了義與信，但陳凱歌的電影抽掉了這個主題，影片已經不是原來的東西。 『趙氏孤兒這個故事長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之中，一個民族用集體無意識記住了這個故事，肯定有其價值。』王斌感慨，後人改編經典名著，應該理解其思想深度，而不是一味顛覆。像黑澤明導演的【亂】，也借用了莎士比亞名劇【李爾王】的故事原型，但注入了自己的想法，改編得非常成功。 實際上，很多古裝片都是拿了文學名著和傳統題材做外殼，裝進去的卻是最庸俗的內容。『現在有些製片方，拿到名著改編版權，只看商機，不會朝打造經典作品的方向努力。』曾念群說，很多電影會把現在流行的小三、閨蜜話題加入古裝片，加入現代人自以為是的東西，對原著沒有什麼深刻把握。如【畫皮】就借古典的殼，表達現代女性的情感生活。 曾經成功改編【活着】、【霸王別姬】等影片的著名編劇蘆葦感慨，從改編技巧上講，改編長篇或中篇都不是問題，主要是如今電影文化價值觀混亂，藝術目標不清楚。他曾參與吳宇森導演的【赤壁】編劇，但後來主動退出了。『【赤壁】把一部氣壯山河的歷史正劇，加入一些時尚搞笑元素，什麼都沒說透。』他解釋，當初吳宇森想把【赤壁】拍成和平、團結的主題，但他覺得赤壁之戰就是以弱抗強、獨立自主求生存，根本沒有和平的主題，影片對主題表現就顯得很混亂。 改編文學名著，國內導演往往把握不了原著的精髓，還習慣於往下半身低俗方向發展劇情。『比如【赤壁】、【金陵十三釵】裏安排的床戲，就透露出製片人很齷齪的心理，好像觀眾很喜歡這種戲份。』電影市場研究專家蔣勇說，荷里活很少有戲說類電影，更不會隨便拿名著來戲說，但國產片經常這麼做，只看商業價值不顧藝術價值，不可能拍出【指環王】三部曲那樣的史詩作品。 功利大環境，難出好作品 【白鹿原】上映後，蘆葦曾不滿地表示，當前國內電影大環境很浮躁，不適合在這個時候改編這部小說。『荷里活還把電影當作文化藝術來評估，奧斯卡獎都頒給嚴肅電影。現在國內電影人沒有這個目標和追求，不把電影當作民族精神文化來追求，票房就是一切。』蘆葦至今仍然認為，【白鹿原】拿情色炒作來謀取票房，可以看出這一代電影人的疲弱無力和對民族文化的不負責任。 回憶過去跟張藝謀、陳凱歌合作，蘆葦深有感慨。『他們三四十歲時拍的片子讓世界驚嘆，但現在他們拍的電影怎麼樣？商品化讓他們無法堅守藝術立場，放棄自己的原則。他們現在的身份不只是導演，還是老闆。』他說，陳凱歌拍【霸王別姬】時只是導演，非常純粹，現在身份就多了。王全安跟蘆葦合作拍【圖雅的婚事】時也只是一個導演，但拍【白鹿原】，卻一人身兼導演、編劇、製片人等五個職務。 蘆葦的話得到不少業內人士的贊同。『張藝謀改編【紅高粱】、【活着】的時候，不用考慮票房市場，只要拍出好作品。』蔣勇認為，現在的大環境變了，導演和創作團隊既要考慮口碑又要考慮市場，有時就兩頭不討好。他舉例，現在改編一部長篇小說，電影只要超過兩個半小時，院線就會要求片方刪短，而導演也為了市場會主動配合院線要求。但在荷里活，導演根本不會擔心這種片長問題。 文學名著也許更適合拍藝術片，探討人性、命運，並不適合拍成快餐式的商業片。而當下國內電影市場被商業片壟斷，整個產業鏈都在為商業片服務，藝術片缺少生存空間。『如果導演沒有知名度，沒有市場號召力，改編文學名著的電影很難有市場。』王斌認為，目前只有張藝謀、馮小剛等少數導演擁有強大資源，可以去改編文學名著。新人導演缺少資源，沒有機會去拍大部頭名著。 實際上，很多影視公司買下當代文學作品的改編權，卻囤積在那裏，並沒有真正拍攝。據業內人士介紹，一些影視公司將名家小說影視改編權收購，建立自己的題材庫。影視改編權的簽約，一般只有幾年，時間到了，還需要轉讓、續簽。就像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10年前就把電影版權賣給了韓國公司，但至今沒有開拍。賈平凹的【廢都】於2009年解禁後，即被浙江金球影業搶得改編權，但目前仍認為條件尚未成熟，也還沒有拍攝。 文學作品改編難，除了電影人心態浮躁之外，審查機制也是一大難題。『當初，小說【白鹿原】為了獲茅獎都進行了修改，改編成電影就會有更多限制。』曾念群如是說。蘆葦也感嘆，【活着】至今還不能公映，也沒給出個說法。像小說【廢都】、【豐乳肥臀】、【許三觀賣血記】等都涉及到不少暴力黑暗元素，要是拍成電影，內容肯定會受影響。業內人士認為，現在國內導演大多本身能力就不夠，既要追求商業市場，還受到創作上的限制，改編名著是很難出精品的。 記者觀察 文學改編 厚古薄今非好事 前不久，華人導演李安憑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第三次奪得奧斯卡小金人，引起國內電影界的熱議。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李安獲得國際大獎的影片，大部分改編自文學作品。【臥虎藏龍】、【理智與情感】、【色・戒】、【斷背山】等影片的前身都是經典文學名著或當代名作，從武俠小說到經典名著、哲理小說，類型跨度極大。他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既沒有拋棄原著的文化內涵，又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成就很高。 相比之下，內地導演在羨慕李安電影成就的同時，卻很少有人像他那樣認真對待文學作品。從2002年中國電影實行市場化改革以來，很多電影人都瞄準了古典文學名著和經典題材，但我們並沒有看到像【臥虎藏龍】、【理智與情感】這樣的作品。大家競相模仿的是張藝謀的【英雄】模式，用大投資、大製作、大明星拍古裝大片，追求視覺效果，卻忽視了經典題材的文化內涵，拍出來的往往是不倫不類的作品，贏得了票房卻輸了口碑。 從改編文學名著的角度來說，中長篇小說最適合拍成電影。但與西方文學經典名著不同的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數量並不多，比較多的倒是史傳、傳說等傳統題材。中長篇小說是近現代以來才發展起來的文學門類，數量也以現當代文學作品最多，但由於尚未完全經典化，影響力往往比不上古代經典。國內製片方目前仍然更青睞古代經典題材，看中的就是這類題材的市場影響力，而且，改編古典題材也很少面臨審查的風險。事實上，近些年來，不管如何篡改、編造、戲說經典題材，這類影片總是能夠順利上映。相比之下，國內電影人改編現當代文學名著的熱情不高，基本上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 實際上，相對於古代經典題材，現當代文學名著更值得用電影來表現。因為現當代文學作品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反映的是當下社會的人性，更能夠與觀眾進行精神上的溝通、交流。導演、編劇改編當代文學作品，可以把自己對當下的切身感受、對人性的理解，與文學作品融會貫通，相互碰撞、激盪，最容易拍出好電影。在中國電影史上，不乏改編自當代文學作品的經典之作，【活着】、【紅高粱】等都是這類作品，而改編自古典文學名著的經典影片卻幾乎未見過。 對電影創作者而言，改編當代文學作品不僅需要智慧和勇氣，更需要眼光和思想。當初，【紅高粱】、【活着】被拍成電影時，這兩部小說還算不上名著，但導演張藝謀確有發現作品價值的獨到眼光，能讓電影和小說相互輝映。然而，今天的電影界跟文學卻很少互動，很少去真正關注現當代文學作品，更談不上發掘未來的文學名著了。他們更多地被流行趣味所吸引，比如陳凱歌的【搜索】就改編自網絡小說，張藝謀改編暢銷小說【山楂樹之戀】，也已失去當年的敏銳。更多年輕導演選擇自編自導，對當代文學作品甚至不屑一顧，對電影和文學來說，都是一種損失。記者 周南焱 來源：北京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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