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和【鬱悶的中國人】之後,作家梁曉聲新作【忐忑的中國人】出版上市。這是他第三本關於中國當代問題觀察的時事雜文集,書名曾費了一番周折,梁曉聲告訴記者:『本來想的題目是【焦慮的中國】,編輯堅持要寫成【忐忑的中國人】。焦慮可以說是個中性詞,但是忐忑總帶點負面的意味,結果好幾個出版社都不敢出,弄得我也很忐忑。上一本【鬱悶的中國人】也是這樣,這兩本書的出版社都是有很大壓力的。』
堅持這個書名的編輯孫小波解釋說:『忐忑最能代表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的心態。像我自己每天上班擠地鐵,擠成人肉叉燒包一樣,這就是一種狀態。』 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對書中『忐忑』的解讀是:『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我們就再也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文藝報副主編王山說,我們也不能把忐忑歸爲一種普遍性的結果,至少中國人的忐忑是特殊的,裡面甚至『有許多不該有的忐忑,這絕不僅僅是人口太多、素質不理想,或者二元結構這些簡單的原因,還應該有更深入的思考。』 超越個人感覺去表達 現在的梁曉聲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近些年從寫小說轉到寫時事雜文,在各種社會問題中頻頻發聲,因其言語犀利直接而引起諸多關注和爭論。上一本雜文集【鬱悶的中國人】去年還獲選第四屆中國圖書勢力榜『非文學類十大好書』。 此次這本由北京新華先鋒文化傳媒公司策劃、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雜文合集【忐忑的中國人】,是近些年梁曉聲對當今中國所見所聞的感悟和思考,其中用犀利的筆調分析當代社會人性的異化、批判缺失靈魂的城市發展、反思青年一代犬儒主義的盛行,並提出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悲觀,許多的中國人正在淪爲『一盤散沙的看客』。書中很多篇幅談到了『底層百姓心中的忐忑』。 在和青年一代的接觸中,梁曉聲感觸更多。他在新書中再一次對當代的青年進行了透徹的分析。【活在『道德底線』上的青年】一篇中,他寫道:『與從前時代的中國青年相比,當代之中國青年,半數以上在確確實實地迷惘著。』 梁曉聲也提到自己的『迷惘』:現在有三個中國,一個是『數字中國』,高速、高鐵、生產總值、外匯儲備、富豪榜;一個是『網絡中國』,很多人不滿、怨憤、叫嚷甚至謾罵;第三個是『身邊的中國』,就是每個普通人每天的日子。 對於爲什麼會由寫小說轉而寫言辭激烈的雜文,梁曉聲說,文化人是要超越個人感覺去表達一個時代,要看到更多人的生存狀態。 自己定位社會觀察員 梁曉聲對時政發聲最早開始於15年前當選北京市政協委員,他說:『我屬於「兩會」上出言激烈的委員,我的自由發言,談的都是腐敗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共享改革成果問題。』 他在書中這樣寫自己擔任5年政協委員,10年人大代表的經歷:『我的話帶刺,不那麼中聽。我拍過桌子,甚至罵過娘,甚至與我們民盟的領導也針鋒相對地辯論過。在兩會上沉默寡言,還莫如乾脆不當,在家中睡覺養生。』 梁曉聲在『兩會』上的許多『直言不諱』被網友總結成帖子。對於爲什麼越來越多的人不敢說真話,或是乾脆不說,梁曉聲解釋道:『患得患失,就會每每三緘其口。你看人大會議上各省的代表,一排坐著文藝工作者,一排是省長市長的領導,工人農民代表那麼少,還坐在最後邊。』對於患的『失』,他說,『要是說了(真話),前邊都坐著領導,下一屆換一個(代表)就是了,誰還敢說。』 爲什麼自己敢說真話?梁曉聲舉了個例子:『就算你把我請到宴會去,回到家裡我還是我的活法,這和官場中在官位上下的差別巨大不同,寵辱不驚也就僅僅在我們文人中才有可能,在官場上是絕對不可能的。』 梁曉聲定位自己:『國家的複眼而已,重耳而已,社會觀察員而已,警報員而已,民間良心的使者而已。』但他不忘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生活中我是個多麼溫和的人啊。』本報實習記者 陳夢溪 精彩書摘 世上本無多少熱鬧,有了看客才有熱鬧。 廣大的農村已是孤寡老人、毛頭小兒的聚居地,中堅力量的青年不是漂蕩在京上廣這些城市,就是正在奔赴這些大城市的路上,居無定所。 現而今的中國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這麼一條『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於由名而利的絕對前提,故絕對等於人生價值。 我這個中國人,對於經常在網上發表有利於國家進步、有利於社會文明、有利於大眾權宜之意見的人士們,是持力挺的態度的,不上網的我,不能在網上挺他們,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們鞠躬。 有些商業廣告接近厚顏無恥,比如某些房地產廣告,某些珠寶鑽飾廣告,它們的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標價對於工薪階層,如畫在天空上的餅對於飢漢。或曰根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廣告。那麼就應該把意思說得更明白――『對於富人多便宜呀!』 來源:北京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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