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峯對話余華 何謂先鋒(1)

『生活本身的稀奇古怪要遠遠超出小說家所能表現的，有時候看上去極不符合邏輯，其實本來就沒有什麼邏輯可以真的對生活加以規定。』一場除夕『被群毆』事件，讓以『先鋒』聞名的作家洪峯繼『乞討事件』、『歸隱雲南』之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3月7日，剛從紐約歸國不久的余華也來到了這個不平靜的村莊――雲南省會澤縣馬武村。

『先鋒派』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迅速地轉化為了一種時髦。『先鋒必須是先鋒的精神，同時，它是一個流動的概念。真正的先鋒，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的超前性。人家體驗不到的，他體驗到了；人家沒有思考到的，他思考到了；人家不能表達的，他能夠成功地表達了。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我認為在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是走在前面的。』余華說。

昔日先鋒作家們，對於文學圈、文化和社會的關係抱着怎樣的態度？他們對公共話題又有着怎樣的看法和判斷？從當年的先鋒派到現在，他們的作品經歷了哪些表述方式的變化？帶着這樣的疑問，日前南方日報記者前往雲南省會澤縣，和余華、洪峯一起進行了一場關於『先鋒』的探討。

它無法改變社會

卻能改變對社會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以余華、洪峯、馬原等為代表的先鋒作家們偶爾相遇，『我們希望用一種更豐富的表現方式改寫小說，每個人通過自己的方式在寫。』他們建構起奇異、怪誕、隱秘、殘忍的獨立於外部世界和真實的文本世界。很難去考證誰最先提出了『先鋒小說』這一概念，因為至今也沒有人能夠對『先鋒』的真正含義作出解釋。當我們跳出文學史的範疇放眼生活，不難發現只要在某個時段明顯與眾不同，都可以被冠以『先鋒』之名。

南方日報：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當前文學在這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

洪峯：我從來沒有把一個作家當成很重要的事情，只是基於某種巧合，我們幹了同樣一種事情。每個人都有他的想法，我們沒有任何能力指導它。那些整天談文學的，基本上屬於短見的那伙人。我到幾個大學做過講學，越到邊遠的大學，覺得那裏的學生越有理想，偏遠地區的孩子愛讀書，文學還有市場。

余華：我們花那麼多時間了解社會，但實際上卻很難進入你的小說。但這讓我在寫作的時候心裏有底，就像好的電影導演，雖然拍戲的時候鏡頭總是對準一個角色，但是腦袋卻是裝着整個片場，要考慮整個環境的完整性。對社會的關注會讓我寫作的時候比較自信。

南方日報：作為中國變化的描述者，現在還保留着用文學來診斷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態度嗎？

余華：這個很困難。文學在這方面可能還沒有微博有效，因為文學本身是滯後的，和新聞不一樣。這個社會有哪些弊病我們都很清楚，有了網絡後對社會現實失望越來越多，就意味着這個社會在進步。但有一點，現在比過去好了，對社會的批判性已經不再是文學的主要責任了，而是每個人自己的責任。在網絡上罵娘也是表達自己的一種看法。但文學有這樣的功能我之前一直沒有想到：它無法改變社會，卻能慢慢改變讀者對社會的看法，這是文學能做到的。

南方日報：你覺得自己和社會的關係是怎樣的？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你既在場又不在場的狀態？

洪峯：我現在是沒娘的孩兒。在吉林省的時候，他們讓我去參加一個文化項目，我說我又不是吉林人。在遼寧省的時候，我和作協又不搭邊，我是在文化局的。到了雲南我就是個客人，當然也高不到哪去。但是我覺着這種狀態對我個人來說有很大的好處，迴避了很多勾心鬥角和文人相輕這些東西。我要是重新滾回這個圈子裏，又要得罪無數人。我做不到說瞎話。

余華：其實西方社會，作家和文壇是沒有關係的，福克納和海明威一輩子都沒見過面呢。中國的現象是很奇特，之前有人說過『中國的文學界，想做官的人數是世界第一。』西方的作家沒有一個腦子裏想着做官這件事的。拉美國家的作家可能是介入政治最多的，但是也從來沒聽說他們要去當官，就像馬爾克斯不會去當什麼作協主席一樣。

當時茅盾文學獎結果出來以後，我回到杭州，一個省領導來問我，這次的茅盾文學獎怎麼有那麼多的作協主席？我只能說這是中國的現實。美國一些筆會的主席都不從事寫作，要請外國的作家交流，都要到處去募捐，日子苦得很，而且會裏每一筆賬都是透明的。

沒有哪個作家會為一個流派寫作

早年的先鋒作家們的作品晦澀、粗礪，實驗性極強，但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他們的作品開始在現實的敘述中注入了適度的現代意識，這種表述方式的變化也隨之引來了評論家『先鋒小說已經消亡』的言論。

南方日報：相比『傷痕文學』鼻祖盧新華的【傷痕】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當年你們那一批作家的『先鋒』是骨子裏的，最早的作品都比較隱晦，文本表達上非常特別，是一種形式上的創新和改造。但現在似乎已經回歸到一種非常乾淨、清晰的敘事裏面去了，這種敘述方式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

余華：作家的風格發生改變一定有各種原因在一點上交匯，才會發生。就我自己而言，其實是寫作造成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在我個人寫作裏具有劃時代意義，讓我找到寫作的自由狀態，那是我先鋒時期的開始，並一直持續到【在細雨中呼喊】的寫作，作品中的人物由我擺佈，我是絕對權威。

從【活着】開始我便進入到另外一個時期了，我突然發現人物有了自己的聲音，福貴已經不是符號，而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我虛構的人物，而是多年的朋友。我剛開始寫【活着】的時候根本寫不下去，後來我改變形式，讓福貴自己去講述這個故事，結果很順利。福貴是一個只念過幾年書的農民，他不可能說出很有水平的語言，所以我就會注意他的語言是怎樣就應該是怎樣，寫作風格自然就轉變了。所以說，一個作家不可能一直依賴一種敘事方式。

洪峯：我們需要從寫作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一個作家只會一種語言那就是個『廢物』。我要寫東北故事就必須使用和它相適應的語言，如果我講彝鄉的故事比如奔喪，就得換一種方式。語言其實是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你對生活什麼態度就說什麼。行家看小說的好壞，就看講述的故事和語言是否匹配，只要匹配就行。如果你先入為主了，他必須用這種語言我才讀，那這個作家就沒有活路了。

南方日報：先鋒小說發展到後來，故事非常清晰，細節令人震撼。有一種向新寫實轉變的傾向，有人認為這是『先鋒文學』的潰敗？

余華：沒有一個作家會為一個流派去寫作的，每個作家都是在為他自己去寫。誰也不關心什麼是什麼流派，那是評論家們幹的事。當時我們確實受過海明威、卡夫卡、馬爾克斯等人的影響，都有一個模仿的過程，但那些流派什麼的都是評論家們套在我們身上的。

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先鋒派，它並不代表文學的本質。因為一個時代和另一個時代的先鋒文學，很可能完全是兩種面貌。真正的先鋒性，是保持你的寫作生命力更長久的一個方式。

洪峯：一本書寫完就沒事了那是過去的作家，我們還得要接着干。我這兩年雖然在山裏面也知道外界是怎麼說的，但我基本上不買批評家賬，我知道小說家在幹什麼。是不是退卻、潰敗了，是不是換了種寫法。寫小說像做飯一樣，高粱米和大米飯做法不一樣，稀飯和粥雖然都是稀的，但不是一回事。如果講的是土得掉渣的故事，卻用精美的語言，這人不有毛病嗎？

南方日報：一般而言，作家成名後都會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敘述方式，如何對待這種過去的自己？

余華：每一個作家都是要經歷一個從無名到成名的過程，當他獲得成功以後，他一定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敘述方式。有一種作家會對這種讓他成功的敘述方式有強烈的依賴感，他會一直用這種方式去寫作。而社會是一直在變化的，比如我在上世紀80年代讀卡夫卡的【城堡】時是津津有味的，而到了90年代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讀不下去了，那意味着我變了。作為一個作家，你只用一種敘述方式處理不同體裁肯定是不對的，所以我的寫作習慣是，當我要寫一部新作品的時候，我要忘記以前的敘述風格，而去尋找那個最適合這部作品的敘述方式，一句話，要把自己的過去忘了。

洪峯：作為寫作者我有個毛病，寫完一本書後再拿來一讀，感覺就像讀別人的書一樣，而且會立刻發現作品中存在的問題。讀到好的地方會艷羨：『這是誰寫的啊？』讀到差的地方也鄙夷：『這還是個作家？』我也嘗試着在網上換個筆名發表些文章，看看如果沒有之前的名氣，大家還會不會喜歡我的作品。前不久還有人在網上評價，『寫的東西可以拿去發表了。』我心裏還竊喜。

當年的『先鋒』就像現在的『另類寫作』

『上世紀80年代，文革剛剛過去，當時中國的文學形式非常單一，男女老少不同的作家都用同一種方式在寫。有些像現在的中學生寫作文一樣，有一些程式化。我們這些「先鋒派」作家偶爾相遇，發現已經對當時的表現形式不太滿意，希望有一種更豐富的表現方式來改寫小說，每個人通過自己的方式在寫。寫着寫着不知怎麼就寫「先鋒」了。』余華說。

南方日報：回頭來看，當年的文學創作對今天來說意義何在？

洪峯：那一代作家完成了整個西方文學半個世紀完成的事，所以肯定有不完美的東西。為什麼說先鋒文學功績很大，因為當年這些人所做的關鍵性努力在今天成了生活常態，使後來的作者不需要太大努力就能進入現代小說的領域，現在的年輕作家，已經是以現代小說的方式來表達生活。

美國上世紀60年代有個格林尼治村，聚集了大量的藝術家，有點像現在的宋莊。有詩人、戲劇家、哲學家，每天討論人類理想和宗教精神的東西，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結束了，因為他們拼命鼓吹的東西已經變成美國青年的生活常態了，用美國學者考利的話來說，格林尼治可以死亡了，這種死亡是一種精神狀態的永生。

余華：一個時代和另一個時代的先鋒文學，很可能完全是兩種面貌，當時我們的『先鋒』，其實就跟現在的『另類寫作』一樣，是一種所謂的時尚文學。但是，我覺得，假如沒有那些偉大的作家給我們留下了不朽的作品，那麼，『先鋒』是很可疑的。就眼下看來，『先鋒』很可能成為一個令人討厭的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