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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应及时调整--《南方周末》

国学新闻| 计划生育

2012-10-6 10:08| 发布者: 田拔呢| 查看: 1585| 评论: 0|原作者: 易富贤|来自: 易富贤网易博客

摘要: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619 编者按 易富贤为药理学博士,人口学专家,曾著《大国空巢》,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章见于各媒体网站。南方周末本期刊发他的个人观点,谨供各界参考。 如果继续1.18 ...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619

编者按

易富贤为药理学博士,人口学专家,曾著《大国空巢》,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章见于各媒体网站。南方周末本期刊发他的个人观点,谨供各界参考。

如果继续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应该尊重人口普查的权威性,果断调整人口政策。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理论上一对夫妇只需要生2个孩子。但由于部分小孩会在生育之前夭折,并且正常的出生男女性别比(以女孩为100)为102到107,因此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为2.1,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至201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6.4‰。尤其是中国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左右,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主流家庭需生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性,比如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在1990年代才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2010年劳动力才开始负增长;也如日本一样,在劳动力负增长稍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香港、台湾、韩国虽然目前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但由于其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间比发达国家或地区晚几年,劳动力还将继续惯性增长几年,经济暂时还不会出现较大危机,但前景非常不乐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自发下降,并且不孕率也会增高。根据临床统计,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生率从1970年代的1%到3%,快速上升到现在的12.5%,接近发达国家15%到20%的水平。用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

人口统计最权威的数据是人口普查,其他数据都应参照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了更替水平,在2000年只有1.22。但人口学家们不敢相信,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是1.22。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学术界不承认,政界也不承认,数据拿上来就是这个,怎么办呢?这次全国普查漏报率是1.81%,漏报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普查的时候零到九岁人口漏报,于是应用一些数学方法,进行了调整,得出来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一公布是1.8左右。”

于是将生育率修改为1.8。他们根据修改的生育率在2000年、2005年分别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10年达到14亿、13.7亿。

修改生育率的理由站得住吗

人口学家修改生育率的重要理由是小学入学人数远远比人口普查多,说明人口普查存在漏报。国家统计局的张为民(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崔红艳等人也是持这种观点,他们将人口普查各年龄人数与小学入学人数对比,推断2000年普查0至9岁漏报了15.9%(3014万)。

但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小学毛入学率=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100%。“毛入学率”并不是粗略计算的意思,而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在校人数)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小学毛入学率大于100%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比如印尼在1981-2009年平均为118%;印度在2003-2008年平均为113%;柬埔寨在2001-2009年平均为121%;缅甸在2003-2009年平均为113%;1977-2008年巴西、墨西哥分别平均为134%、113%。比较1982年的人口普查和历年小学入学人数,发现中国在1980-1987年的毛入学率也在126%。因此,中国的小学入学人数比普查人数多16%是完全正常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流动人口比较多,多次入学的现象更加普遍,比如由于存在户籍制度,一些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还在家乡保留学籍,有些小学通过虚报人数以“保校”(防止被撤并)。因此,不能用小学在校人数来推测同年龄组实际人口。

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显示2010年中国人口只有13.4亿(而不是以前预测的14亿、13.7亿),生育率只有1.181(其中城市为0.882,农村为1.438)。如果继续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六普”没有“找回”张为民所说的“2000年普查0-9岁共漏报了3014万”,证实了2000年全国的生育率确实只有1.3,说明部分人口学家过去的预测全部是错误的。但部分人口学家们仍然不敢相信如此之低的生育率,他们认为2010年的生育率还有1.6。

超生的家庭很多吗

很多民众也支持人口学家们的判断,因为他们从微观角度感觉生育率并不低,来自“超生”家庭的孩子很多,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很多中国运动员就来自超生家庭。

其实一方面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大都是1987年前后出生(中国体育代表团平均年龄为24.68岁),而整个1980年代的生育率还在2.4左右(主流家庭还生三个孩子)。也就是说,伦敦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有兄弟姐妹很正常。

另一方面,大众的感性认识有时候并不准确。比如一个人群共100个孩子,有21个来自三孩家庭,32个来自两孩家庭,47个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多人会觉得超生严重,生育率很高,因为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不到一半。但是计算一下,会发现这100个孩子是70个妇女生的(7个生三孩,16个生两孩,47个生一孩),外加10个不生育的妇女(1/8的家庭不孕不育),共80个妇女,平均每人只生了1.25个孩子。

香港生育率只有1.0,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教授涂肇庆说由于香港医院出生的孩子有一半是内地孕妇的,香港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5。但是香港相当大比例孩子也来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比如伏明霞就生了三个,而另外很多家庭一个都不生。

美国40岁以上妇女有1/5没有生育过孩子。但是美国从1989年以来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1附近,虽然有不生育的,但是也有生育十几个的(比如阿肯色州州议员吉姆夫妇婚后生了19个孩子)。

根据“六普”,2010年全国出生孩子中,第一孩的占62.2%,第二孩的占31.3%,第三孩的占5.3%,第四孩的占0.97%,第五孩或以上的占0.28%。北京出生孩子中,第一孩的占85.2%,第二孩的占13.6%,第三孩的占1.1%。就是说,即便生育率只有0.7的北京,出生人口中仍然有相当部分来自多子女家庭(有农民和流动人口,还有杨支柱这样的超生者)。

要达到人口学家所认同的1.6的生育率,那么80个妇女、128个孩子大致是这样分布:10个妇女不生育,2个生四孩,13个生三孩,26个生两孩,29个生一孩;128个孩子中8个(6.3%)来自四孩家庭,39个(30.5%)来自三孩家庭,52个(40.6%)来自二孩家庭,29个(22.7%)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010年城市化已经超过50%(户籍人口城市化也接近40%)了,新生孩子中只有22.7%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韩国、台湾1990年代初相当,当时两地的生育率只有1.6、1.7;现在的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两国的生育率也只有1.6、1.7。就是说,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6、1.7。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10年实际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

农村的生育率很高吗

有人说城市生育率低是可信的,但农村生育率仍然很高。其实农村的生育意愿(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比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3个、1.78个和1.60个。进城的农民工的生存压力、抚养的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户籍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农村的养育成本也增加非常快,以前可以就地入学,现在由于生源减少,五六所小学撤并为一所,需要坐车或走很远的路上学,有些边远山区的孩子,甚至需要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并且农村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中国城市化率由1982年的20.6%增加到2000年的36.09%、2010年的50.32%(其中20-39岁育龄人口中城市化率为56.31%)。

因此,中国应该尊重人口普查的权威性,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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