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閱讀【明實錄】和【清實錄】時常常看到大量衛所是呈現為一種地理單位的記載（如水旱地震災害、興建城池之類）。如果說衛所僅是明代的一種軍事組織，那麼，入清以後約100來年怎麼還保存那麼多明代的"軍事組織"。清代文獻(如實錄、官員奏疏、地方志)中常見改衛所為州縣或在內地把衛所人丁、田地併入附近州縣的記載，這些都說明衛所在明代建立以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軍事系統管轄下的地理單位。以前的史籍中也曾注意到明代一些衛所是管轄一片地方的，因而有"實土衛"與"非實土衛"的說法。史學大師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明代部分也標明了大片邊疆地區歸某某都司、行都司管轄，為研究明代疆域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在廣泛探討明代各種類型衛所的基礎上，提出了明帝國疆土是分為兩大系統管轄的論點，即行政系統（縣、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隸府、州--六部）和軍事系統（衛、直隸都司的千戶所--都司、行都司、直隸衛--五軍都督府）各自管轄兩種不同的"地理單位"。州縣是一種明顯的地理單位；絕大多數衛所也是一種地理單位就比較難以理解。我只是按實際情況指出絕大多數衛所中有的管轄土地周邊四至比較清晰，而相當一部分內地衛所管轄的屯田往往分散在附近州縣的自然境內或轄地與州縣犬牙交錯，在地圖上是無法標示出來的，儘管如此，這些衛所的土地與人口不屬州縣管轄，其數字也不納入州縣統計之內。由此就涉及社會經濟領域中的幾個重大課題，一是明帝國的耕地數，二是明代官、民田數，三是清初耕地數較明代是增加還是減少，等等。國內外史學界關於明初以來存在兩種相距甚大的全國耕地數始終得不到正確解釋，都同衛所問題有關。我探討的結果是指出【明實錄】中每年末所記"是歲天下田地數"僅僅是由戶部綜合以州縣為基礎的行政系統數字，沒有包括軍事系統管轄的耕地（屯田和衛所轄區內的民田）在內，因而是不全面的；而為國內外史學家判定為不可信的明初以來約850萬頃以上的數字則包括了行政與軍事兩大系統的耕地數，只有這一數字才是真實可靠的。至於史學界長期關心的明代官、民田數大抵都是依據【明史•食貨志】所說"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我則指出這同樣是行政系統轄地內的官、民田數，就全國而言，軍事系統的屯田全部屬於官田，若把這一部分計算在內，明代官田在總田額中所占比例就要大得多。對於清初順治末年至康熙前期全國的耕地數字，學者們常根據【清實錄】與【明實錄】絕大多數年份所記數字相比，誤認自順治末年起清代耕地數已超過明朝萬曆清丈以前的數字。我則指出自明末以來連年戰亂、災荒頻仍，田地拋荒極為嚴重，何況順治後期全國尚未統一，耕地數較之明朝全盛時期是大幅度下降的，即由萬曆三十年的1100萬頃減至500萬頃左右。清代耕地數的上升並超越明代經歷了相當長的時期。這一論斷只需把清代所修方志中"賦役"類所記"原額"與曆年數普遍查對一下即可認定，況且還有許多官、私文書可以印證。就是說，【清實錄】中所記數字並沒有錯誤，問題是清代包括衛所在內的全國耕地數都已匯集到戶部。我對衛所的基本觀點已發表在【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談明代的衛籍】和【明帝國疆土的管理體制】4篇論文裡。原來設想進一步收集史料，圍繞衛所問題對明帝國相關領域的影響和到清代的改制進行綜合研究，寫一部專著，這項工作深入不易，距成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我對明清史的興趣比較廣泛。為了探討朱元璋的建立大明帝國，不能不上溯到元末社會和元末群雄爭霸；而為適應教學和指導研究生的需要，對明清史籍也必須較廣泛地閱讀。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深入研究一個比較大的課題往往需要多年的時間才能做得比較像樣子。比如明清社會的演變，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在世界史上的位置理應成為明清史工作者研究的中心課題，自己在這方面只能隨時注意積累材料，遠談不上作深層次探討。20世紀90年代以來，讀書之志未減，寫出的論文卻寥寥可數，自覺汗顏。只是為應付約稿，寫了幾篇元末明初史事的稿子，如【靖難之役與耿炳文、沐晟家族】，中心內容是論證耿炳文在靖難之役中於真定死難，而絕大多數史籍（包括【明史】本傳）都說他在戰敗後被建文帝召回，由李景隆接替，燕軍占領京師（南京）後，耿炳文靦顏投降，永樂初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奏耿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靼"(【明太宗實錄】卷三十五記於永樂二年十月，"上日：先朝老臣亦為此乎，命速改之"。未言炳文自殺。【明史】卷一百三十【耿炳文傳】記於"燕王稱帝之明年"則當為永樂元年，並雲"炳文懼，自殺")。我查考出耿炳文的妹妹是沐英續配夫人，黔國公沐晟的生母。沐晟後來為表哥耿琦寫的墓志銘明言舅父耿炳文戰死於真定，朝廷（指建文帝）痛惜不已，以很高的規格予以祭葬。永樂初廷臣劾奏本指其葬禮"逾制"，碑文肯定有礙於新主子，【實錄】記永樂帝"命速改之"也是指的墳墓應予毀改。這正如永樂元年十月禮部言開平王常遇春祠墳"建文中增修過度，請復其舊。從之"。（【明太宗實錄】卷二十四，按，常遇春女為建文帝嫡母）同一類型。所以，說耿炳文在南京投降了永樂帝，後來畏罪自殺根本不可信。又如朱文是朱元璋大哥的兒子，由於他在大明立國前夕被叔父朱元璋處死，【實錄】等書中只記載他被任命為大都督、扼守南昌抗擊陳友諒圍攻，然後是得罪而死，其他事跡都因忌諱而付之闕如。由於材料缺乏，諸家明史多不為他單獨立傳。我依據頗為罕見的朱元璋【御製紀非錄】等書把朱文正同朱元璋的關係和大致生平草成一文，題為【朱文正事跡稽考】，即肯定他是沒有看到大明帝國建立的開國元勛。至於沈萬三的故事，我在兒童時代就聽過他家有聚寶盆。近年來隨着文學、藝術、旅遊等事業的發展，沈萬三的老家江蘇崑山市周莊名聲大噪，可是沈萬三究竟是個什麼人物，什麼時代的人，卻大抵是依據明朝以來的傳說和野史筆記把他說成是明初洪武年間的首富，後來被朱元璋充軍雲南。由於宣傳得太火爆了，我覺得有必要認真探討一下。除手頭摘錄的史料外，集中一段時間去北京圖書館查閱元末明初人士文集和相關的明、清地方志。終於查清了沈萬三(沈富)本人和他的家族的基本情況，依據他的幾個子侄的墓志銘等確切史料，斷定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並沒有活到明朝建立，史籍中有關他在洪武年間的活動純屬訛傳。不過，他和弟弟沈萬四（沈貴）的後裔在洪武年間確實是江南巨富，最後在洪武二十六年被網入藍玉黨案遭到抄家滅族之禍。這篇文章澄清了廣泛流傳的沈萬三故事，對於了解元末明初地主豪紳的經濟實力和朱元璋致力於消除"隱患"也不無幫助。 上面大致談了自己學習明清史的過程和心得。幾十年來能做出一些成績，得益於勤奮。我覺得養成坐圖書館的習慣非常重要。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起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除了上課和其他必須參加的活動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學院圖書館看書。早晨帶上稿紙、筆記本和一個饅頭蹬車直奔圖書館，中午休息時間吃個饅頭，在附近轉悠一會兒，繼續閱讀抄摘史料，直至閉館才回家。讀書的方法是提出書後，先翻閱一遍，遇到有價值的史料，把事先準備好的小紙條夾在書內作為標記，大約看到一半時間，就動手抄錄。一條史料抄在一張稿紙上，半天時間差不多總是七八張（按行不按格抄寫），字數少的可達到十張，一天下來總有十幾張；筆記本大抵是記下與當時研究問題無關的零星史料或簡要備忘錄。晚上一定要把抄摘的材料仔細閱讀一遍，遇有語氣不通等情況，可能有誤字漏字，用紅筆畫出，第二天再核對原書，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時的筆誤。檢閱所抄材料還會發現有的問題應從其他史籍中尋找印證，即記於筆記本上，以便及時提取書籍。騎自行車去圖書館，冬天是最困難的，有時頂風而行實在費勁，嚴寒甚至會凍得手指麻木。這種工作方式確實有點辛苦，但在圖書館中一坐，好書在手，樂在其中，回家後檢閱收穫，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說關係到歷史上重大問題的史實，就拿我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後面附的"大順政權所設各地官員表"來說，多數是從地方志的"災祥"、"兵燹"、"紀事"之類記載中查出的，每找到一個大順政權任命的地方官員的名字和職務都能使我高興一陣。這部書出版後，我在讀書的過程中還發現一些新的史料，至少可以為該表補充十名以上。坐圖書館可以充分利用時間潛心研讀，有時還需要到外地圖書館去查閱。為了寫【南明史】，1992年到昆明去閱讀雲南省圖書館的藏書和參觀雲南省博物館的藏品，因需閱讀的書籍較多，連原來計劃途經貴陽時去安龍實地考察一下都限於時間只好作罷。有時因情況不明，重要史籍會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數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分別管轄的論點，雖然依據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關記載的材料加以論證，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萬曆十年山西巡撫辛應干主持編制的【山西清丈簡明文冊】，原書就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這部書的前三冊是山西布政司所轄各府州地畝及征糧數，第四冊和第五冊則是山西都司所轄耕地屯田與徵收籽粒數。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張海瀛先生的研究論文發表後（【明史研究】創刊號），我才知道還存在這麼一部極有價值的文獻。1993年他的【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出版，將【山西清丈簡明文冊】全部影印附於書後，使這一原始文獻得以廣泛流傳。舉出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治學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大非易事。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在不斷讀書的過程中往往發現自己發表過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誤。知識是沒有止境的，在我涉獵過的明清史領域內，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知識相當有限，許多問題僅具一般常識，甚至毫無所知。實事求是地對待學問，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學看得太容易，切忌過高估計個人的能耐。至於在理論和觀點問題上，則遵行"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必強調一律，既不想把個人看法強加於他人，也不想違心迎合某種思潮或論點。這就是我對本題【我與明史】的總體看法。 來源：人文與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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