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國學與文化認同(4)

四、辮子

1916年，距離中國最後一個朝代的滅亡已經過去了四年。

在這短暫或者漫長的四年裡，走進新時代的中國社會卻並不太平。但正如本書的前面部分所提到的，無論是刀光劍影之風雲再起，或是各路人物的起起落落，統統都可以被看作是那場歷史巨變的延續，並且在從不同的方面述說著巨變的得與失。

而在這四年裡，王國維始終選擇了在一衣帶水的島國里對自己的故國家園隔海相望。

不過，在1916年的2月5日，作爲看客的王國維終於下定決心，攜長子潛明從日本神戶港乘坐輪船筑前丸，奔向闊別四年之久的祖國。一路風雨大作，天氣惡劣。9日，筑前丸到達上海，時值陰曆正月初七，按照中國傳統的風俗，春節還沒有過完。

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也像早春的天氣一樣瞬息萬變。從1916年的元旦開始，袁世凱改年號『洪憲』，一本正經地做起了自己孜孜以求的皇帝夢。而當王國維入住上海『愛儷名園』以後不久，袁世凱的美夢也走到了盡頭。雖然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然不能平息全國的憤怒。6月5日，這個已經成爲『落水狗』的亂世梟雄在膽戰心驚中死去。對此，舉國上下大快人心，而王國維卻在給羅振玉的信中寫道：『元兇既斃，雖快人心，然後來之事，仍如長夜。』表達了對此後時局的擔憂。

果然，在風平浪靜的表象下面暗流涌動。全國各地的遺老，都想趁『元兇既斃』的機會，把已經退位的小皇帝溥儀重新推出來。於是，在1917年，國人又驚訝地看見了第二次『稱帝』的鬧劇。這年的7月1日，張勳帶領自己的辮子軍進入京城，民國6年搖身一變成爲『宣統九年』。不過，這一次的復辟更加短命，7月12日，張勳兵敗，逃入荷蘭使館，所謂的復辟僅僅只維持了12天就宣告結束。

關於這次曇花一現的復辟，遠在上海的王國維並沒有參與。由於復辟的參與者行動詭秘，王國維甚至連自己的好朋友沈曾植秘密地潛往北京，接受『學部尚書』的守職一事，事先也一無所知。7月7日，當他偶然從報紙上讀到段琪瑞組織討逆軍，攻打北京的消息後，才驚呼『今日情勢大變』，並寫信給羅振玉，擔心沈曾植等『北行諸老，恐只有一死謝國』。

當然，情況並沒有按照他設想的發展，無論是復辟的策劃者，還是沈曾植等接受官職的參與者，並沒有人去實踐『一死謝國恩』的氣節，反而『大難臨頭各自飛』，早已經作『鳥獸散』了。不過，事情過後，王國維仍然對敢於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張勳表示了最大的讚嘆，稱他爲『真男子』，認爲清朝『三百年來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歷史。』

然而，『處今之世，煩惱由外，慰籍不能不求於心』。復辟的鬧劇雖然已經結束，作爲局外人的王國維卻不能就此心安理得，繼續進行他悠閒的治學生涯。這場『由外』生來的鬧劇給王國維不經意間帶來了新的『煩惱』，那就是關於他腦袋後面一直拖的那條長辮子。

王國維東渡日本後，隨著在學術上轉向國學，政治上也趨於保守。作爲忠於清朝的一個標誌，就是他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在辛亥革命的前後，剪掉辮子已經成爲判別新與舊，擁護革命與保守頑固的一個基本標準。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即明令各地軍民人等，一律在規定的期限內剪掉辮子。甚至連竊國大盜袁世凱也在獲悉任總統的消息後興奮地剪掉了辮子。但是，在民國初期，留戀辮子而我行我素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兩個，一個是拖著那條長辮仍然作了北京大學教授的辜鴻銘，另外一個就是在1916年春節期間回國，先在上海『愛儷名園』治學，後來北上，和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一起，做了清華園四大導師的王國維。

　1917年，辮帥張勳復辟的鬧劇結束後，辮子成了國人眼裡擁護復辟的標誌，腦後留辮子者也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形勢動盪，就連遠居上海的王國維也不禁暗自擔心，決定以後要深居簡出，以免遭到意外的侮辱。

之後，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繼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形勢的日新月異讓遠在東方閉門不出的王國維也感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愛國學生圍攻並火燒趙家樓2號曹汝霖的住宅，痛打賣國賊章宗祥，更是讓王國維有了觸目驚心的感覺，擔心出現激烈的社會運動。

在這樣的擔心下，王國維度日如年。直到溥儀1923年4月下『詔旨』，招王國維進京充任南書房行走，賞 『紫禁城騎馬』，王國維的生活才被塗上一些明亮的顏色。不過，時代變遷，就連紫禁城中的『皇帝』、『皇后』都開始學習騎自行車，『皇帝』本人則在掛懷錶，裝電話之外，坐上了汽車。在『紫禁城騎馬』早已經失去了昔日的榮耀，變成一個無人關注的虛名。不久，馮玉祥就派兵將溥儀趕出故宮。

　據說，在馮玉祥逼迫溥儀出宮的時候，王國維曾經抱著『君辱臣死』的念頭，與羅振玉等人相約在神武門前投河，結果被自家人阻攔未成。羅振玉當時是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之一，當他看到象徵王權的玉璽被封查時，也曾經想投河自殺，然而當他要打算這麼做時，又感到自己『不可徒死』，最終只是生了一場病。不過，王國維的情緒卻從此一落千丈，嘆息『艱難困苦，僅而不死』。

離開故宮後的王國維搬進了清華園。在這裡，他度過了一生中最後幾年的安靜時光。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9月，長子潛明英年早逝，年僅27歲。隨後，因爲料理後事中的意見分歧，王國維和兒女親家羅振玉的關係也出現了危機。由於雙方各執己見，最終導致了羅、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的破裂。後來，也有人認爲王國維的自殺，和這場絕交風波有很大的關係。甚至連羅振玉也對此追悔不已。晚年，追憶往事，他曾經痛悔地對自己的後輩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在鬱悶和痛苦中迎來了他的五十大壽。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動盪時期。早在這年7月，北伐軍從廣州出發，一路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而在1927年，蔣介石又悍然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

山雨欲來風滿樓。面對如此混亂局面，吳宓絕望地在日記里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和王國維同列清華園四大導師的梁啓超也悲嘆：『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如果說這些所引起的震撼還不夠強烈。那麼，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在北京絞死李大釗，則重重地震動了北京乃至全國的知識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政治的原因處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這讓京城的學人們感到，危險就在眼前。

大亂將至。清華園決定，研究院第二屆學生提前放假。而梁啓超等名教授們也爲了避禍，籌劃四處逃亡。已經和王國維絕交的羅振玉也聞風躲進了外國使館。在溥儀被逼出宮時經歷屈辱的王國維，此時也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艱難決斷。而他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以及曾經充任南書房行走的特殊身份，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隨時可能遭遇的羞辱與危險。據說，當時王國維在北京大學的老朋友馬衡，曾經專程趕到清華園，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長辮子剪了。但是，王國維的回答卻是：『諸君皆速余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之者。』

寧可『留辮取禍』，也不肯自己剪掉辮子消災。是什麼原因讓王國維如此固執，居然肯置個人身家的安危於不顧呢？

從表面看，王國維似乎表明了自己作爲一個清朝遺老的愚忠，實際上，他在維護的卻是他作爲一個獨立學者的尊嚴、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這一點，就連當時計劃要逃亡日本避禍的梁啓超也看的一清二楚。他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說：

『孔子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寧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以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會、亦不能屈服於社會，所以終究要自殺。伯夷、叔齊的志氣，就是王靜安先生的志氣！違心苟活，比自殺還更苦；一死明志，較偷生還更樂。所以王先生的遺囑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時光仿佛又回到了1912年。這一年，東渡日本的王國維放棄了西學，轉而研究國學，希望『東方道德政治，或將大行於天下』，期待以此能夠維持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然而，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卻陷入了一種不斷迷失和混亂的狀態。舊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又建立不起來，局勢異常險惡，道德普遍淪喪。

對於王國維而言，此後15年的『艱難困苦，僅而不死』，以及眼前的黑雲壓城，風雲巨變，讓他逐漸失去了最後的信心。而他所能夠維持的，也僅僅只剩下了腦後那條辮子而已。

『士可殺不可辱也。』對於王國維來說，辮子意味著忠貞。在這一點上，他的自沉，和當年梁濟的『殉清』，其實都有耐人尋味的精神與文化含義。

結語

1919年，被看作五四運動『直接挑動者』的梁啓超在巴黎和會結束後，並沒有回國擴大自己在思想界的影響，卻選擇繼續留在歐洲漫遊。而在啟程出國的前夕，他和張謇等人徹夜長談，並『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隨後，在巴黎近郊的別墅里，梁啓超又抒寫了他對推崇科學的西方文化的失望。他將其形容爲在沙漠迷路者發現的一個『大黑影』，讓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拼命追趕，以爲可以找到理想的黃金世界，但是『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

梁啓超的感嘆，表達了他對西學救國的失望，也預示著他對東方文化的回歸。在這一點上，他與他未來的清華園同事王國維並無二致。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王國維的自沉，只不過是他自願選擇的結果。從知識分子群體來看，王國維短暫而豐富、坎坷卻多變的一生，卻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歷程的一個代表。他們早期從振興國家的理想出發，因爲對傳統的失望，轉向對西學的信奉；後期又從同樣的目的出發，因爲看到西學的問題，開始了對傳統的回歸。但是，如果從文化發展來看，王國維的個案，無疑被賦予了更爲複雜和深遠的文化內涵。那就是，在近代中國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特定時期，面對東西不同文化的衝撞，背負文化承載使命的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上的矛盾、困惑、思考和選擇。讓他們感到無奈和沮喪的是，面對中國在1912年以後的動盪與複雜，無論外來的西方文化，還是本土的傳統文化，似乎都同時失去了效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國維在1927年的自沉，成爲一個文化悲劇。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漂泊日本。在此後5年的異鄉生活中，他並沒有片刻停止對祖國命運的思考，或許是作爲一個旁觀者的緣故，王國維沒有選擇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實踐，而是選擇了文化這一方面作爲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在他看來，一個成熟、穩定和強大的國家，不僅要有相應的政治和經濟後盾，更要有一個同樣成熟、穩定和強大的文化作支撐。儘管被他賦予厚望的國學，和曾經被梁啓超賦予厚望的西學一樣，也許只是一個『影子』。

在這個層面上，王國維和本書所選擇的其他人物相區別。但也因此，我們獲得了觀察辛亥革命時期的另外一個角度。從這個角度，我們不僅可以更全面地思考袁世凱、溥儀、章太炎、張謇和秋瑾，也可以更好地看到，在這樣一個空前巨大的社會轉型期里，中國的問題所在。

回頭看來，1912年的巨變，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的轉折點，它至少是兩個歷史力量合力的必然結果。在外部，來自西方的政治侵略、經濟掠奪和文化輸入，從不同方面促進了中國穩定的解體；在內部，清廷的固步自封和嚴峻的社會危機，導致了排滿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興起。

但是，這個轉折同時是匆忙和不成熟的，這不僅是因爲當時在政治準備上的不充分，更體現在國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含混。而在這前後，無論是章太炎的『排滿』與『光復』思想，張謇的實業救國和憲政思想，秋瑾的鐵血主義和遊俠心態，還是王國維的於亂世延續傳統文化命脈的抱負，都從不同的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這也預示著，這個轉折並非像之前革命者想像得那麼徹底，而轉折之後的道路也並非如他們曾經想像得那麼美妙。因此，此後無論是袁世凱的逆潮流而動，還是在遜帝溥儀心目中日益滋生的復辟理想，都不能看作偶然的個人現象，而應該被視爲複雜的群體力量推動的產物。這也說明了，推翻一個舊有的社會體制固然不易，建設一個新的成熟社會卻更加艱難和漫長。這種艱難不僅體現在，如何完成新舊政治體制的轉換，更體現在，如何處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創新與繼承。

而我們在本書中的考察就此結束。簡言之，1912年的巨變，是此前很多歷史因素的結果，隨著民國的建立，一些因素消失了，另外一些因素卻仍然存在著，並且將影響此後的中國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