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國學與文化認同(3)

三、東渡後的轉向

為了更好地走進這位學術大師的內心世界，讓我們把目光轉向辛亥革命後王國維的生命歷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羅振玉驚呼『國變』。隨後，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形勢空前高漲。11月1日，剛出台不到半年、主要由滿族王公、親貴組成的『親貴內閣』宣布辭職。在空前壓力之下，迫不得已的攝政王載灃鋌而走險，任命在河南彰德城北門外洹上村『隱居』的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和統制全部兵權的欽差大臣。

消息傳來，羅振玉的老朋友汪康年當晚就在餐桌上中風不起，隨即去世。此刻的王國維仍然堅持去學部圖書局按時簽到，但是面臨空前巨變，朝廷內人心惶惶，所謂簽到，也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心懷焦慮的羅振玉找到了王國維，兩人相約要『掛冠神武』，效法古人在王莽篡位時辭官避世，並商量各自為自己的家人備足糧食等用品，約好一旦京城有變，則閉門不出，效死清室。但是，當時的羅振玉雖然官居四品，是學部參事官和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也仍然屬於一個閒職；而王國維更只是學部圖書局的一個編譯人員。在滿朝權貴都還沒有人做出過激行為的時候，單由他們兩人去『效死』，未免有些過於驚世駭俗。羅振玉很快又改變了主意，同時也做出了新的決定：出走日本，並連夜找到王國維，商量出發的日程。

於是，辛亥革命後不久，一個寒冷的秋日，王國維、羅振玉和他的女婿劉季英（劉鶚之子）攜帶各自家眷，三家老少共計二十多人，搭乘一隻名叫『溫州丸』的日本商船從天津大沽口啟程，於11月27日抵達神戶。在碼頭上迎接他們的，是羅振玉的老朋友藤田劍峰。隨後，王國維等人來到了京都郊區田中村安居下來，從此以清遺民處世，僑居日本達5年之久。1912年羅振玉把藏書全部運到日本，存於京都大學，為王國維研究古史創造了條件。在日期間，王國維開始了他學術上的第三次轉向，研究方向轉為對中國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學、音韻學的考訂，尤致力於甲骨文、金文和漢晉簡牘的考釋。　　

王國維和羅振玉東走日本的時候，京城雖然風聲漸緊，卻尚未『有變』，兩個人卻如此倉促出走，讓人疑惑。就連當時在京城的朋友也趕來勸他們再等一等，大可不必如此匆忙。但是，王、羅二人仍然堅持己見，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得到了遠在日本的朋友藤田劍峰等人的勸告和邀請。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人心惶惶，人們急於離開京城這個是非的中心之地，天津碼頭因此人滿為患，船票更被黃牛黨炒得居高不下，從天津南下上海的船票甚至高過去日本的數倍。這樣，與其前往上海，不如出走日本。不過，即使如此，這些也都是外因，促使王、羅遠走異鄉的內在動機卻是出於對學術上的考慮。王國維曾經說道：『學術存亡之所系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又評論羅振玉道：『先生獨以學術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為性命所寄之軀體，……辛亥以後，流寓海外，……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雖然說的是羅振玉，卻更接近他自己的真實寫照。

王國維一行抵達日本後三天（1911年11月30日），國內的各地代表聚集武昌，商議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定都南京。再一周後（12月6日），宣統帝的父親、攝政王載灃被迫辭去攝政王的職位。

國內，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外，王國維背井離鄉，悲憤傷感。1912年，王國維寫下了他東渡後最早的二首詩作【讀史兩絕句】。其一曰：『楚漢龍爭元自可，師昭狐媚竟如何？阮生廣武原頭淚，應比回車痛哭多！』其二曰：『當塗典午長兒孫，新室成家且自尊；只怪常山趙延壽，赭袍龍鳳向中原！』

顯然，王國維並不是愚忠之人，他對正常的改朝換代沒有異議，反對的是不擇手段、玩弄陰謀的竊國者。隨後，王國維又寫了【詠史】五首和【頤和園詞】，抨擊了揚雄、陳琳等失節文人，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於是，在1912年，羅振玉為了表示自己的氣節，在日本京都焚毀了邀請他擔任清史編修的聘書。而根據羅振玉的回憶，王國維也將自己隨身攜帶的【靜庵文集】百餘冊全部燒毀。

　燒毀【靜庵文集】意味着王國維『盡棄前學』，也標誌着他在學術上的又一次轉向。

那麼，王國維為什麼要在1912年以後『專研國學』呢？根據羅振玉的回憶，這首先是因為他的建議：『至是（指寓居日本京都），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從此，王國維『盡棄前學，專治經史。』

看到王國維欣然 『盡棄前學』之後，羅振玉『乃寢饋於往歲予所贈諸家書』，給王國維提供了大量自己收藏的古書、古器物，讓王任意地閱讀，盡情地研究。

在羅振玉的收藏中，最珍貴的莫過於龜甲骨片。1894年，羅振玉在【老殘遊記】的作者，同時也是大收藏家的劉鶚家中當家庭教師，後來又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的第四個兒子劉季英為妻，與劉成了兒女親家。不過，羅振玉與劉鶚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兒女親家，而且在甲骨學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開拓者。劉鶚在龜甲骨片的發現者王懿榮去世後，從王懿榮的兒子手裡買下1000餘片甲骨，羅振玉就催促他將其摹拓並印刷出來供士林研討。劉鶚的【鐵雲藏龜】於1903年出版時，羅振玉為之作序，在序中，他對作者沒有一句奉承話，滿篇都是考據文字。劉鶚客死新疆之後，在甲骨學研究領域，羅振玉就成了主帥。羅振玉在1906年到清廷學部作官後開始留意搜求甲骨，並於1909年委託琉璃廠古董商人祝繼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羅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購甲骨。根據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的估計，羅振玉自丙午（1906）至辛亥（1911）所得的龜甲骨片，大約有二三萬片。這些甲骨後來在羅振玉避居京都時，也都被帶到了日本。另外，羅振玉還收藏有大量書畫、青銅器、古籍、簡牘、明器、清宮檔案等等。正是藉助於這些珍貴的資料，王國維致力於中國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學、音韻學的考訂和研究，順利地完成了『專研國學』的轉向，寫出了【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宋代金文著錄表】、【兩周金石文韻讀】、【兩漢金石文韻讀】等學術名篇。

可以說，在王國維『盡棄前學，專治經史』的學術轉向上，羅振玉功不可沒。不過，考究王國維一生所堅持的學術思想，我們會發現，這只不過是外在的原因，而真正促使他轉向的，是出於對傳統文化瓦解的擔憂。進一步說，王國維希望通過自己『專研國學』的努力，挽救中國的文化精神。這才是他追求學術轉向的內在動力。

清末民初，舊派人物『尚古』和新派人物『疑古』兩種截然相反的思潮在史學界都很盛行。對此，王國維既反對盲目迷（尚）古，又反對完全蔑（疑）古，批評『蔑古者出於科學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後來，『尚古』受到現代性思潮的衝擊，而為求新求變的國人不屑，而從康有為到顧頡剛的疑古論成為學術時尚。在『疑古』的背後，有一套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支持，那就是對西方強勢文化思想的盲目信賴，同時也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高度不信任，而其實質則是對於本土文化精神的消解和民族自信心的匱乏所致。正是因為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文化危機，王國維才把研究古史的可信性問題看成必須面對的學術問題。

早在東走日本之前，王國維在為【國學叢刊】寫的創刊序中，就旗幟鮮明地提出：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 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從字面上看，反對新舊之爭，似乎是一位新學人士的感言，但實際上，在當時全國一片崇西疑古的思想面前，強調『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其實更多的卻是為傳統學術的地位考慮。而認為學『無有用無用也』，『凡立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也貫徹了王國維一直堅持的『純粹知識』和學術獨立思想，同時也是對當時把學術當作政治工具的反對。王國維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就曾經指出，當時的許多雜誌，『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雜誌，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的目的。雖時有學術上的議論，但剽竊滅裂而已。』

不過，這看似無用的學術，其盛衰卻關係國家的興亡。對此，王國維提出學術具有『無用之用』的觀點。認為『余謂凡學皆無用，皆有用也』，假如『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災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

於是，通過學問無中西，無新舊，無有用無用之爭論，王國維成功地把學術興衰與國家興亡聯繫起來，他也因此對於自己所從事的『純粹知識』研究保持了一種心理平衡。也正因為此，學者葉嘉瑩作過如下評論，王國維『既關心世變，又不能真正涉身世務，以求為世用，於是乃退而為學術研究，以求己之安慰，及人生困惑之解答；而在一己之學術研究中，卻不能果然忘情於世事，於是乃對於學術之研究寄以有裨於世亂的理想。』　

【國學叢刊】創刊於1911年春天，是羅振玉因為感到『舊學日荒』的危機而籌辦的，但實際上的負責人卻是王國維。【國學叢刊】的創刊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和鄧實、章太炎等人控制的【國粹學報】相抗衡。1905年2月23日，鄧實等人在上海創辦【國粹學報】，聲稱『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王國維、羅振玉等人也曾經在上面發表文章。不過，後來的【國粹學報】主要由反清名士章太炎把持，其宗旨也變成通過對國學和國粹的宣傳，來實現排滿的革命思想。這個思路顯然和王國維、羅振玉的主張截然相反。

【國學叢刊】創刊不久，就因為辛亥革命的爆發而停刊，隨即王國維、羅振玉出走日本。兩年後，王、羅兩人產生了重新創辦【國學叢刊】的念頭。不過，巨變之際，雖然只是過去了兩年，國內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王、羅兩人更加感到在亂世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1914年夏，【學術叢刊】在日本京都創刊。王國維以『代羅叔言參事』的名義寫了復刊序。在序言中，王國維議論辛亥革命後的學術趨勢，感嘆道：『自頃孟陬失紀，海水橫流，大道多歧，小雅盡廢。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胄子，翻從城闕。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馬肝。』

顯然，由主張學問『無中西，無新舊，無有用無用』的中立態度，到宣揚中學為『熊掌』，西學為『馬肝』，在辛亥革命後的短短兩年時間裡，王國維的學術立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而在王國維沉醉在古史考證中的背後，其實也隱約地寄託了一份社會政治理想。那就是『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的儒家文化精神。王國維之所以強調學術獨立，是認為學術的興亡關係到國家的興亡，中國要復興，首先必須振興學術。

十多年後，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王國維再次強調同樣的思想，沈乙庵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又號寐叟，別號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嘉興人。光緒進士，後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外調任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安徽布政使，並護理巡撫。1910年，沈曾植以病歸，僑寓上海。辛亥革命爆發後，沈曾植與鄭孝胥、姚文藻等時相往還；在上海等地與康有為等一批清朝遺老關係密切，積極參與溥儀復辟活動。1917年7月，張勳復辟，沈曾植赴北京參加，任『學部尚書』。張勳復辟失敗後，沈曾植閒居上海，從事學術研究，其寓所海日樓中常有中外學者名流前往質疑問學，被尊為『中國大儒』。

1916年春，王國維自在上海結識沈曾植後，經常與其切磋學問，在學術研究上得到很大幫助。王國維不僅欣賞沈曾植的學問，也欣賞沈曾植學術中的憂世精神，認為沈氏『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段』。從這些可見王國維通過振興學術來復興國家之思想一斑。　

多年以後，比王國維小近二十歲的傅斯年，在北大編【新潮】時，也有類似的覺悟。傅斯年認為『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消沉而已，墮落民德尤為巨』，故主張【新潮】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鼓動群眾對學術之興趣。

在王國維和傅斯年看來，激發群眾對於學術的愛好心，在中國建立獨立的學術社會，不僅可以挽救學術的消沉，而且可以提升本民族的道德和文化精神，而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地強大。

這並不是文人的閉門造車和痴人說夢。相反，他們的遠見卓識，因為過於前衛，直到今天人們才逐漸認識。這就是起源於尼采的文化政治思想。在尼采生活的時代，德國正在從一個分裂的、落後的國家上升為一個統一和日漸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或者說，它正在經歷一場從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轉變。而在尼采看來，這種轉變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應該是文化上的。在他那裡，民族國家的概念更多地被看成是一個單純的文化概念。

尼采認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必須是一個在文化上足夠成熟的民族國家，他同時堅持，這種文化必須是原創的。正如同法國文化相對於德國文化的巨大優勢在於其民族與文化融為一體，尼采認為，如果德國人僅僅一味地模仿法國文化，就永遠無法法國的文化主導下解放出來，也就不配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德國文化。

正如今天的學者張旭東所分析的：『文化政治之所以在現代性問題中占有一個突出的位置，是因為它關係到每一個文化群體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張。它敦促屬於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異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戰、為捍衛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而鬥爭。』同樣的，無論是門戶開放還是西學東漸，『鄉土中國』自『遭遇』現代文明的那一刻起，就在一種他者的視野中重新審視自己。這種審視不僅意味着對於西方啟蒙精神的『拿來』以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重估』，也同時包含着一種對於『國族』從文化政治上的重新認同，它導致先行的知識分子們必須思考這樣的問題：什麼是『自我』與『非我』，什麼是『民族的』，什麼是『世界的』？或者說，我們怎樣才能成為我們自己？

毫無疑問，在王國維強調『必視學術為目的』的時期，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變。這種轉變和尼采時期的德國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而遠在東方的王國維對於尼采的思想承接，不僅有以個人為本位的存在主義思想――這導致了王國維思想深處偏執的懷疑與虛無，也包括對於文化政治的認同。

不過，王國維雖然看到了問題的症候所在，卻並沒有就此進行大張旗鼓地闡釋。顯然，當眾高呼不是他的性格，相反，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他，更願意選擇一種孑然獨行的文化守望，這在當時汲汲求富求強的思路之中是相當獨特的。多年以後，馬敘倫在談到王國維的個性時讚嘆道：『靜安確是學者』，其『畢生態度可以「靜」字該之』。

辛亥革命前後，王國維注意到追求西化的迷失及中國傳統斷絕的危險。在他看來，中國學術之所以幾千年來『綿延不替，施於今日，保世滋大，責在後人』。於是，古史考證成為他保留中國傳統的一種主要途徑。他後來曾經在【殷周制度論】一文中評論了『周改商制』在文化傳承與重建上的重要性，他寫道：『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光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興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由則古聖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於後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模，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也。』王國維期望通過對『周改商制』的考證來呼籲20世紀的國人能夠重新合成一『道德之團體』，唯有從這一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王國維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　

只有了解王國維從史學求道的學術價值取向，才可以理解王國維在辛亥以後突兀性的學術轉向。對此，陳寅恪曾感喟道：『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學者葉嘉瑩分析說，對於王國維之從事古史研究，『一般人往往都注意到他研究古史的成就，卻反而忽略了他研究古史的用心』， 『其實靜安先生之拋棄了他前所熱愛的西方哲學與文學而轉向古史之研究，乃正是因為他有鑑於當時中國一意模仿西方之害，不欲更為推波助瀾之說，因而乃轉為古史之研究，欲從中為危機之國別得一可依賴之途徑，以矯正時弊的原故』。這種心態，恐怕是王國維從事古史研究的一個極大動因。

因此，在王國維的思想中，變化最大的當推對中西學術思想截然不同的評價。就西學言，前期他主張積極輸入，並身體力行，從1898年到1911年，共翻譯了哲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邏輯學、法學等各類西學著作26種。不過，王國維同時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指出，所謂的『西洋思想』，並非明末傳教士帶來的數學、歷學，並非嚴復介紹的經濟學、社會學等『科學』，更非康有為、譚嗣同等以之為『政治上之手段』的『幼稚的形而上學』，而是哲學、文學等『純粹知識』。這既源自其鄙薄功利的理想主義性格，也說明他認識到對知識的功利性追求不足以提升國民的精神追求，於國家民族無益。

中國歷史發生巨變之際，也是王國維的思想發生巨變之時。辛亥革命前後，王國維無法接受劇烈的政體改革，對種種新興的政治運動非常不滿，對由此而來的『萬里玄黃戰於野，一車寇媾鬼張孤』的社會慘象更是極為悲觀，常有『世界人心，如飲狂藥，……大劫將至，佛亦救不得』之類的沉痛之語。

此後，王國維對中西文化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開始認為，中國近世的動亂與衰敗在於輸入西方的學說，像康德、叔本華這樣第一流的哲學家大都是可愛而不可信的學問。於是，在排除掉國內的維新思想和國外的西方學術之後，就只剩下傳統的中國學術成為他最後的精神歸宿。王國維認為，中國的學說 『知民之不能自治而立君，君不能獨治而設官，又恐君與官吏之病民，立法以防制』，這樣的治民策略是可取的。由此王國維的結論是『蓋與民休息之術，莫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在我國為經驗之良方，在彼土尤為對症之藥』。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赴日本與羅振玉共同生活。據羅振玉回憶，當時他們共論學術得失：『至歐西哲學，其立論多似先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岐，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返經。士生今日，欲拯此橫流，舍返經信古莫由也。』王國維從此皈依周孔之道，以延續中國學術文化傳統自期，絕口不提曾經熱情研究過的西方哲學。　

顯然，王國維將中國學術的振興和民族的興亡聯繫在一起，而學術的振興最終是要由具體個人來承擔的。或許正是王國維具有這種文化使命的意識，使其在日後的研究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認同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是陳寅恪所說的文化託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