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國學與文化認同(2)

二、可信與可愛

人云：性格決定命運。但是，至少對於晚年的王國維來說，這樣的闡釋顯然過於簡單。

回頭來看，王國維的自殺，雖然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但仔細梳理他的死因，卻會看到，它仍然和16年前的那場歷史巨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似乎在告訴人們，雖然時間意義上的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但是它的內在影響，卻在此後的許多年裏揮之不去，並且緩慢、然而卻持久和深刻地改變着它身後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王國維的考察仍然應該納入到1912年前後的社會變革潮流中來。而對於他的考察，也會從另外一個視角，幫助我們對昔日的歷史巨變有更完整的認識。

不妨先簡要回顧一下這位學術大師的一生。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又字伯隅，號禮堂，晚年改號永觀、觀堂。1877年，王國維出生於浙江海寧的一個普通的農商人家。他自己也曾經說道：『余家在海寧，故中人產也。一歲所入，略足以給衣食。』不過，追溯家世，王國維卻有一個顯赫的遠祖。那就是在北宋末年被追封為郡王的王稟。據大思想家、同時也是抗清名士的黃宗羲之子黃百家在【宋安化王祠碑】裏的記載，1126年，宋都統王稟抗擊金兵，堅守太原城，最終寧死不屈，懷抱宋太宗畫像，帶着長子王荀一起投汾水殉國難。由於王稟的英勇抵抗，宋高宗趙構才有機會南下臨安（杭州），建立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為了獎賞王稟的貢獻，宋高宗追封王稟為安化郡王，諡忠壯；追贈王荀為恩州刺史；王稟其他的子孫也得到了官職和獎賞；另外，南宋朝廷還傳旨在海昌城（海寧）建造安化坊，作為恩賜王家的宅第。從此，王家成為海寧的名門巨族。王稟父子的忠節壯行，一直受到當地百姓的敬仰，到了明朝弘治年間，又興建了宋安化王祠，香火十分旺盛。

多年以後，王國維仍然清楚地記得，在他小的時候，家族老幼，在德高望重的族長帶領下，到宋安化王祠焚香祭拜的壯觀場面。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雖然不再提及老家的宗祠，但仍然補寫了家譜，並詳細考證了遠祖在宋代『四世以武功顯』的業績，以彰『家門之光』。

很難估量風雨飄搖的宋安化王祠裏，裊裊升起的香火對王國維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但是，遠祖的投汾水殉國難，和多年後的王國維自沉，歷史居然是驚人的相似。

不過，曾經的武功世家已經煙消雲散，宋亡之後，王家即世代農商，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謄這裏。王國維出生的時候，王乃謄已經30歲了。而立之年喜得貴子，王乃謄自然喜不自禁。他給兒子起名國楨，含有『王者之楨幹』的意思，希望他以後能夠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後來改為國維，則取意於【詩經】裏的『其命維新』，增加了文化意蘊。　

但是，儘管被家庭寄予厚望，王國維的一生卻充滿坎坷。1880年，生母凌氏去世，給年幼的王國維眼前蒙上了一層陰影。『中道失所養，幽怨當何如？』王國維因此落落寡歡，形成了他一生都揮之不去的憂鬱情結。

王乃謄雖然以務農經商為業，卻喜歡篆刻書畫，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儒商。他後來曾到江蘇溧陽縣給一個縣官作過幕僚。當差閒暇之餘，王乃謄足跡遍及蘇杭各地，尋訪和收藏金石字畫，成為他的最大嗜好。這種閱歷很快讓他成為一個隱居民間的金石學家、書畫鑑賞家，詩文的造詣也頗為深厚。王乃謄40歲的時候，回到家鄉，直到60歲去世，20年間，只出過兩次遠門：一次去金陵，遊覽他心儀許久的六朝古都，金石名城；一次是憑弔他一直景仰的嚴子陵釣魚台。其餘時間，他就隱沒於鄉間民宅，儼然一個超脫紅塵的世外高人，終日以埋頭於藝術和學問之間為樂趣。

王乃謄安貧樂道的治學行為對日後的王國維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王國維一生『惟以書冊為伴』，正是繼承了家風，這導致他隨後形成了在中國建立純淨的學術社會的思想主張。王國維在許多文字中反覆談到這一點。譬如在【談近幾年之學術界】一文中說：『 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 又說：『 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可有發達之日矣。』

如果社會不是動盪得如此劇烈，王國維也會像他的父親一樣，在傳統文化的浸淫裏度過一生。但是生逢新舊世紀之交，變革圖新，已經成為潮流。1894年，甲午戰爭一役，精心打造了16年之久的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次年，聞聽【馬關條約】簽署之後，國人激奮，康有為等聯合在京城會試的千餘名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遠在海寧的王國維也有一種被驚醒的感覺。王國維後來在【三十自序】裏寫道：『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怏。』並在【人間詞甲稿・賀新郎】裏感嘆道：『七尺微軀百年裏，那能消古今間哀樂？與蝴蝶，遽然覺。』

幾年以後，到上海尋求新生活的王國維在【時務報】報館裏第一次接觸了新學人士。當時的報館經理汪康年，是戊戌變法時期有名的維新人物。但是他對初來乍到卻性情孤傲的王國維並不賞識，甚至將他的薪水和前任相比削減近半。而另外一名維新領袖、【時務報】的前主筆梁啓超因為和汪康年不合，已經去了長沙，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之約，主講時務學堂。梁啓超和王國維的相識，要等到20多年以後，在清華園裏才能實現。不過，在【時務報】報館的生涯仍然給王國維帶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機遇。因為正是在這裏，他得到了此後影響了他一生命運的知音――羅振玉的賞識。

羅振玉（1866―1940），中國近代著名的金石學家、文物收藏家。羅振玉比王國維大11歲，16歲考取秀才，卻在20歲左右斷絕了科舉的念頭，專心於金石碑刻的收集和注釋，並且在1884年刊印了他的第一部考據著作【讀碑小識】。不過，甲午戰爭的失敗同樣刺激了羅振玉的愛國熱情。他轉而開始學習時務，閱讀西書，了解世界信息。1896年，羅振玉抵達上海，隨即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本農業雜誌【農學報】；兩年後，又創立了第一所日語專門學校東文學社。

據羅振玉的外孫劉蕙孫（晚清著名小說家劉鶚之孫）的回憶，他的外祖父雪堂先生有一次去【時務報】報館辦事，聽見有人在朗讀【莊子】，音節蒼涼，大為驚駭，隨即上前攀談，並勸他去東文學社學習日文。這個讀書人就是王國維。

根據羅振玉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欣賞王國維，則是因為一日偶見王國維題於扇面的詠史絕句：『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感覺卓然不凡，『遂拔之儔類之中，為贍其家，俾力學無內顧憂』。羅振玉看到的是王國維的【詠史詩二十首】中的第12首。【詠史詩二十首】王國維生前未刊，初載於1928年11月的【學衡】雜誌第66期。其篇末有編者附記云：『按右詩二十首，分詠中國全史，議論新奇而正大，為靜安先生壯歲所作。』　

在【學衡】的編者看來，與寄託失意文人的零散感受或者即興之作的諸多詠史詩不同，王國維的【詠史詩二十首】在形式上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宏大敘事（即所謂『分詠中國全史』）特徵。作者似乎有意在敘述一種整體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它以中國民族種族淵源為起點，從傳說中的伏羲到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中國古代的諸歷史大事與重要人物，皆於其中曆歷可見，其結尾則明確表達了中國文化復興的理想。

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代社會，以『文化尋根』的方式闡釋、發掘歷史中的民族認同和力量，以之作為振興民族國家之工具，王國維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例如康有為就曾經寫過『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逮。』（【愛國短歌行】）而王國維早年寫作【詠史詩二十首】的目的，也就是『為尋甘石問，失紀自何年』。這裏的甘、石即戰國時代的天文學家齊人甘公與魏人石申，他們的天文著作在史乘上被合稱為【甘石星經】。而『失紀』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正常的天象被擾亂，實際上卻是對人倫綱紀之崩壞、淪喪的隱喻。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中，這種發問所具有的危機意識是不言而喻的。

【詠史】裏文化尋根和修復傳統人倫綱紀的思想，貫穿了王國維的一生，甚至它也可以看作是王國維在辛亥革命後學術轉向，進行古史研究的一個理由：即由中國文化的『變遷之跡』尋求其歷史興廢的因果規律。王國維後期之『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研究，都是由此而引發出來的，其中心則是文物制度及其歷史延續性。正如羅振玉在【觀堂集林・序】中所指出的：『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音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並其立制之所以然。』

在王國維看來，對於文物制度的重視，不僅是中國史學一個最重要的傳統，同時還是判斷一種文化是否存在的標準，即所謂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而一個民族的滅亡，最終也是文化的滅亡。文化的滅亡，首先表現為文物制度的崩潰，其次表現為歷史延續性的斷裂。王國維晚年的所有研究，目的都在於要說明中國文物制度的真實性和統一性，從而為風雨飄搖的中國傳統文化確立一個歷史根基。在這種研究動機的背後，是一種對中國文化滅亡的極端恐懼。

【詠史】成為王國維和羅振玉結為『三十年金石之交』的契機，也預示了他們最終回歸傳統的方向。不過，在20世紀降臨中國的前後，羅振玉仍然念念不忘維新的事業，而王國維也在其影響之下，加劇了對西學的嚮往。

1899年，王國維在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學日文，當時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人都是研究哲學出身。王國維由此萌生學習英語和哲學以便閱讀康德、叔本華的願望。在哲學領域，王國維儘管也寫過研究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長文【汗德之知識論】，但他最心愛的學說還是叔本華、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學。在接觸叔本華之前，王國維已深深體驗到人生的辛勞與失望，茫昧於生命意義的晦暗不彰。叔本華關於生活、欲與痛苦三者合一的悲觀主義再次強化了他原已擁有的悲觀情懷。這種悲世憫生的情懷甚至延續到了王國維此後寫作的大量詩詞上。諸如『欲覓吾心已自難，更從何處把心安。』（【欲覓】）『側身天地苦拘孿，姑射神人未可攀。……終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雜感】），『百年頓盡追懷裏，一夜難為怨別人。我欲乘風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出門】）都反映了王國維的悲觀主義傾向。這就難怪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認為其『筆弱辭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質羸」之譏』。

1903年起，在羅振玉的推薦下，王國維到張謇創立的南通、蘇州師範學校教課，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開始其『獨學』階段。到1906年，王國維在哲學研究領域收穫甚豐。撰有【哲學辨惑】、【康德之哲學說】、【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叔本華與尼采】等論文。而王國維的一些文學名篇，如【紅樓夢評論】、【文學小言】、乃至【人間詞話】，都是在用西方哲學的觀點闡述自己對文學的看法。

但是，一年以後，王國維卻宣佈放棄自己的哲學研究。為此，他在1907年發牢騷說：『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他日以何者終吾身？』

這段牢騷日後成為一段著名的治學總結。它揭示了王國維矛盾的性格，也呈現了他在學術上的煩惱。那麼，為什么叔本華可以終生堅信哲學思想，而王國維卻不能呢？這是因為叔本華從來沒有想在生活中實踐他的禁慾解脫論，而王國維卻信奉言行一致的理念，他理所當然地要求哲學具有可信性。這一點又顯示出王國維對自己的生活實踐也有強烈的知識論要求。　

不過，王國維此後轉向文學，卻是因為他深知文學在一個民族文化中的意義。王國維認為，中國的美術即文學藝術不發達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獨立的價值，歷代詩人多在文學藝術上托於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卻往往受世人之迫害。

因此，王國維提出『純粹知識』的概念，來泛指任何非功利性的知識學術，其背後則是知識獨立、學術獨立的治學立場：『故學術欲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這就是後來陳寅恪讚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國維由此大力提倡學術和文學藝術的獨立性，反對中國傳統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他在【紅樓夢評論】中說：中國文學的特點是世間的、樂天的，具有厭世解脫精神的只有【桃花扇】和【紅樓夢】；但前者是假解脫，後者是真解脫。因此，『【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

從文學觀上看，王國維似乎比同時代的大多數文人更超然、更追求藝術的獨立性、更接近於文學的本質。但是在文學創作的實踐上，結果卻不盡如意。他做詩詞最多的一年是1906年，共61首，此後便每況愈下。相對而言，王國維在進行文學轉向後的代表性著述不是寄託性的文學作品，而是學術性研究成果。1908年編輯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詞錄】、【曲錄】等書；1909年成【戲曲考源】、【優語錄】、【唐宋大曲考】、【曲調源流表】、【錄曲余談】、【觀堂校詞記】；1910年開始寫【人間詞話】，並有【清真先生遺事】、【錄鬼簿校注】；1911年成【古劇角色考】；1912年寫完【宋元戲曲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

然而，學術獨立的理想，卻影響了王國維的一生。它不僅符合康德哲學的審美無功利思想，也和中國傳統的修身養性說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所謂『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就是強調要把治學和德性的培養聯繫起來。然而，王國維卻悲哀地發現，在他的時代，大多數人『其學苟乎得利祿，苟略可以致用，遂器然自足，或以涔蹄視之』，而為了學術自身的價值而研究學術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他因此發出嘆息：『今之學者其治藝者多，而治學者少，即號稱治學者，其能知學與藝的區別，而不視學為藝者又幾人』。

和近代的維新人士不同的是，王國維一生是從精神修養的層面着手求建設中國之道。他沒有津津樂道於談富強、談政法，而是從教育、心理學、倫理學、哲學、藝術等時人認為不急，而他以為是根本的地方入手，這在近代中國的確是一條獨特的道路，但它卻可能更加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君子（士）的追求。

從表面上看，王國維的思想，似乎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美好想像，或者說是像柏拉圖建造理想國那樣的烏托邦。但是他分明從自己父親的身上，看到了它實現的可能性。王乃謄在亂世之間安貧樂道的治學行為，主要源於一種內在的品性、品德。這種品性、品德是修心養性的結果，是非功利的。它不僅完全符合儒家道德倫理的標準，甚至也暗合西哲康德的道德主張。

而我們通過本節的歷史回顧，可以發現：王國維一生都在證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興廢，作為文化精神象徵的道始終沒有改變，因此他才在【論政學疏】中提出『自三代至於近世，道出於一而已』。但是，『嗚呼。時至辛亥，人倫之道盡矣。』 『國變』之後的局勢，徹底打破了他的信念，這也加劇了他對理想和人生的幻滅感。

對於王國維來說，清朝的滅亡，只不過是一個朝代的滅亡，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並不新鮮；最重要的是保持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因為，只有傳統文化的衰亡，才是一個民族最終的衰亡。正因為此，王國維在1912年的巨變後又固守了16年。

但是，辛亥革命後的長期亂局表明，新的文化精神，並沒有隨着新的社會一起建立起來，而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卻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這，不能不讓一生以文化復興和文化傳承為使命的王國維感到絕望。

他最終選擇以死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