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國學與文化認同(1)

――以辛亥革命時期的王國維爲個案

辛亥革命前三年，即1909年，33歲的王國維發表了【人間詞話】。他以詩人的靈動、美學家的敏感、哲學家的參悟，串聯了晏殊的【蝶戀花】、歐陽修的【蝶戀花】、辛稼軒的【青玉案】中三句本來不相干的話，形成著名的『三境界』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爲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這段話，不僅道出了歷史上無數大事業家、大學問家成功的秘密，也可以看作在巨變的時代裡，王國維一生學術思想的概括。

1899年，23歲的王國維在東文學社學日文。此刻，正值世紀之交，猛烈的新學『西風』正在凋落中國傳統文化的『碧樹』。時序在變，物象在變，世事在變，心態也在變。這種情景，有一點迷茫，有一點淒涼。在這個世道巨變、學術劇變的時代，王國維似乎顯得有些困惑，最終，他要『獨上高樓』，去尋找學術發展的道路，這是爲了自己，也爲了整個民族發展的道路。而『望盡天涯路』，不僅顯示了他的迷惘，也顯示了他的抱負。這『天涯』不僅是中國的，並且是世界的；不僅僅是當下的，而且是永久的。

正是在這種心態下，28歲的王國維成爲一個學術的先行者。他在1904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開創了用西方的哲學、美學、文學觀念來分析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先河，開創了中西文學的比較研究。但是，他很快就失望於西學的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於是從對西方哲學的迷戀中拔出來，另尋獨徑，『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從此，王國維開始致力於對於傳統文學評論的研究，這種研究一直持續到王國維1912年發表【宋元戲曲史】爲止。

辛亥革命後的巨變，讓王國維感到了西學帶來的危險，也同時感到了國學盡失的危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這個時候的王國維才發現，起起落落，最終能夠拯救自己，也能夠拯救國家的，還是幾千年綿延不絕的傳統文化。他因此也從一個導入西學的先驅變成一個孤獨的文化守成者。

正基於此，1911年王國維第二次東渡日本後，轉向了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經學、史學的研究。他開始下更大的苦功夫，去研讀他年輕時最不喜歡讀的【十三經註疏】，去精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封泥、簡牘等。他決心要開拓出又一片新學的廣闊天地出來。這個時候，他的腦海里似乎一直在迴響著羅振玉的預言：『抑弟尚有厚望於先生者，則在國朝三百年之學術不絕如線，環顧海內能繼往哲開來學者舍公而誰？此不但弟以此望公，亦先生所以當自任者，若「永」能如前此海內之約，則十年後公之成就必逾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　

幾年以後，王國維將辛亥以來的主要著作輯爲【觀堂集林】20卷刊行於世，一舉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崇高地位，被推爲民國前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巨人。

不過，『艱難困苦，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擊讓王國維漸漸喪失了通過國學來振興國家的信念，他最終的目光停留在了『人格』的上面。『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人格』就是氣節，也就是他在1912年的【詠史》裡反覆稱讚的，以及在此後閱讀顧亭林先生的【日知錄】中不斷感受到的忠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最終用自殺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他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人們，學者的人格是境界的關鍵。學術道路要人去選擇，什麼樣人格的學者就會選擇什麼樣子的道路，選擇怎麼樣去走，走到什麼地步，達到什麼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國維的自沉，雖然發生在1927年6月2日，卻在1911年東渡後已經註定。

一、殉清？

1927年6月2日，51歲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王國維突然在頤和園的魚藻軒跳水自殺了，這個事件立即震驚了全國。從表面看，王國維的自殺似乎和清朝的滅亡沒有什麼關係，但由於各種原因，人們仍然喜歡把他的死因和1912年前後的那場巨變聯繫在一起。

由於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並且正值學術盛年，因此猜測他的死因成爲學術界和輿論界都非常關心的大事情。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的第五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從天津趕來，到清華園進行弔唁。同時，羅振玉還帶來了遜帝溥儀的一道『詔書』。

因爲這道『詔書』，使王國維之死被很多人順理成章地認爲是『殉清』。王國維自殺2天後，北京的【順天時報】就於6月4日以【繼屈平投江之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殺】爲題，報導他『爲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於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他的一些朋友，例如，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也持這種觀點，認爲王國維自殺是『殉清』。而王國維的學術知己陳寅恪其時也同意這種觀點，其【王觀堂先生輓聯】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溥儀因此特賞兩千元作爲王國維的喪葬費，並賜諡號曰忠愨』。【清史稿】甚至還爲王國維立了個『忠義傳』。

然而，如果回顧王國維的生平，『殉清』的說法卻不能不讓人感到懷疑。

最簡單的證據就是，清朝1912年就滅亡了，而王國維卻到1927年才自殺，他爲什麼要等這16年呢？另外，和效命清室復辟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不同，王國維一生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和當時的政治勢力始終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1907年，爲了謀生的王國維孑然一身，踏上京師之旅。經過羅振玉的推薦，他被派在學部總務司『行走』，這應該是王國維在清廷擔任的唯一一個『公職』。但是，這其實只是一個虛職。王國維的實職，是學部圖書局的編譯，以及名詞館的協修。這個工作他一直做到辛亥革命後才停止。因此，有人說王國維其實在清朝從來就沒有做過官，最多不過是一個在官府辦理文案的胥吏。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旅居京都，再回來已經是1916年――一個新的時代了。隨後，王國維和遜清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是1923年4月王國維以『海內碩學』的身份『入值南書房』，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按前清的級別爲文職五品。不過，這同樣可以看作遜清爲了收買人心所採取的務虛之舉。不久，馮玉祥就派兵將溥儀趕出故宮。

顯然，有限的接觸，並不足以成爲王國維『殉清』的理由。雖然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自稱『亡國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卻必然有更複雜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實際上，在清末民初的這場大變局中，王國維的『自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早在9年前，就有梁濟自沉於北京積水潭的先例。而透過這些文化人自殺的現象，我們無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間的重重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是社會現實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價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於查看時代風氣之先的文化人士，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的巨大分裂。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絕，也都因此而生。

1918年11月14日，一個寒冷的深秋清晨，梁濟孤寂地結束了他的生命旅程。和王國維的『自沉』不同的是，梁濟在遺書中清楚的解釋了自己此舉的原因。耐人尋味的是，他表示自己自殺的首要原因是『殉清』。在【敬告世人書】中，梁濟首先寫道：『竭誠致敬以告世曰：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但是他馬上又對此做了進一步說明，說自己因爲身處清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爲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爲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爲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爲本位，故不容不殉。』

因此，梁濟自殺的真正動機是爲了實踐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殉清』僅僅是這種實踐的具體形式。至於爲什麼要選擇這種形式，梁濟也做了說明。他說：『或雲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存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爲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爲也。清朝者，一時之事耳；殉清者，個人之事耳；就事論事，則清朝爲主名；就義論義，則良心爲通理。設使我身在漢，則漢亡之日必盡忠；我身在唐，則唐亡之日必盡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爲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則必當忠於清，是以義爲本位，非以清爲本位也。』根據此言，我們不妨把梁濟的自殺看作是以『殉清』爲名，行『殉義』之實。這也就是儒家思想里的捨生取義。

梁濟（1858-1918），字巨川，光緒舉人，在世期間並沒有太大的名聲，但是當他把溫暖的身體投入到深秋冰冷的湖水中後，卻引起了社會巨大的震動，『都人士聞其事者，莫不哀痛生敬。清太傅陳公寶琛以聞於皇帝，賜諭矜悼，予諡貞端』。【順天日報】、【申報】、【時報】等新聞媒介都爭相報導了這一自殺事件。如果說梁濟『殉清』，遺老遺少哀痛生敬，當在情理之中。那麼新文化運動的統帥陳獨秀也來讚揚『梁先生自殺』，『在舊歷史上真是有數人物』，卻讓人驚訝不已。梁濟自殺，已經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1918年，但是國人無論新舊卻不約而同地一片讚嘆聲，這一方面說明了梁濟『殉義』，符合中國固有的傳統道德，是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崩潰而死，因此讓人同情；另一方面，卻也說明了在巨大的社會變革時期，新的文化價值體系並沒有隨之有效的建立。

如果把梁濟對『殉清』的解釋，拿來作爲王國維自沉的理由，那麼『殉清』一說似乎更加容易爲人理解。這就難怪梁濟那個有名的兒子梁漱溟，在聽說王國維投水自沉之後，『聞訊趕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輓聯云「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並且進而想到，此輓聯『恰可移用來哀輓靜安先生』 。　

但是，這樣的『殉清』說，似乎應該更確切地稱爲『文化殉節』說。這其實也是關於王國維死因爭論里最爲著名的一種說法。而其中最爲著名的闡釋，又當推與王國維同爲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

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爲，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而實際上，王國維在自沉之前，也留下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遺書非常簡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兩相對照，王國維的遺書，全無梁濟在【敬告世人書》裡面的那種慷慨大義，相反，卻是情緒消沉低落至極端。這是王國維性格悲觀所致，還是因爲時代風氣的變化？而最有可能的解釋卻是，在王國維之死的背後，隱藏著更爲深刻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