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楊萬里釋易的類辨方法(3)

四、『類辨』作為一種認識方法的作用

正像我們前面所指出的,楊萬里釋易的旨趣主要是為闡明人間倫理道德的合理性,他的易學思想必然地帶有濃厚的人間生活氣息。在對【同人・象】『君子以類族辨物』的闡釋時,楊萬里認為:『既曰同人,又曰類辨,無乃為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4](卷四)。這說明『類辨』的實質就是區分,把不同性質的人事區分開來,而且不如此,是不行的。

這種『類辨』方法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它可以起到甄別人才與庸才,君子與小人的作用。比如,通過人格特徵差異的把握,可以將人劃分為君子與小人,因為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品格是相互對立的,由此,他們在對待事物的態度、處理問題的方式上都是相互對立的。小人眼中的同一性,是『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昵,則其同不公』,相反,君子行為中的同人,則『以正道相同而已』。從同人的主體性上看,一種是君子同於小人,在這裡君子已不再具有君子的人格特徵,他已蛻化為小人,與小人同流合污;一種是小人同於小人,小人呼朋引類,他們自然不利於君子。如果在一個權力機關或生活社區中,小人結抱成團,形成了一定的氣候,那麼排除小人的阻力,就可能是社會生活中最為困難的工作,誠齋甚至認為『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4](卷四)。

楊萬里這種對小人的深惡痛絕和高度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所親歷的政治事件在心靈上反映。在誠齋長達八十年的生命歷程中,宋王朝遭遇了一系列的歷史變故,外有金兵壓境,並有徽宗、欽宋及太子宗戚三千人被虜北去的奇恥;內有奸相秦檜賣國、陷害忠良、權臣韓腚凶ㄈ,設偽黨偽學之禁。國家對金人的政策隨時都處於和、戰的兩端搖擺,小人禍國在這複雜的時代背景中表現得更為清楚,因而在楊萬里看來,『類辨』君子與小人尤為必要。

類辨也即是劃分,同樣是判斷社會狀況、人才類別的重要方法。人們對自己時代狀況的把握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變革社會的策略與方法。從宏觀上看,『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對待不同的弊病,採取的救弊方法也是有分別的。『大壞,革之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4](卷五)。這兩種區分,恰如今天人們對社會制度變革所採取的革命與改革兩種方法。與救弊的現實相適應,誠齋對『補壞之才』及其特性也進行了兩分,一種是『革而補之之才』;一種是『徐而補之之才』。在【蠱】中,『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臣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膺補壞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寬不可以迫』[4](卷五)。

從這些一般原則的闡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楊萬里對其時代的理解。如果我們將這些抽象原則進行現實的還原,就可以看到楊萬里儘管對南宋王朝憂心如焚,但他依然認為南宋王朝是屬於『有補而未全之壞』的形態,儘管賢人在下而『弱於才而膺補壞未全之任者』高據要津,他依然對國家的安危充滿關切之情,因而無論是對於改變這種格局,還是對『弱於才而膺補未全之任者』可以採取的政策,都只有『可以徐不可亟,可以寬不可以迫』[4](卷五),才能對救弊取得較為理想的結果。

對於濟弊的情況及其後果所作的判斷,依然是以類分為依據的。『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幾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其禍不為晁錯則為景延廣』[4](卷五)。在這裡,革弊必然地有着兩難的後果,或者對社會弊病有所觸及而無根本改觀,或者因觸動了既得者的利益,而引起社會更大的動盪不安,所謂『過剛禍必亟』。由此說明『見天下之弊不勝其煩,欲一決而去之』,畢其功於役,都只能是取禍之道。這種觀點體現了楊萬里在南宋國弱民疲的歷史條件下,要求穩健處事,持重守國的政治主張。

總之,發掘【誠齋易傳】中的類辨方法,有助於人們對楊萬里易學思想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可以破除人們以引史證經作為楊萬里易學思想主要特徵的偏見。由此可以看到楊萬里引史證經,並沒有停留在以一爻當一事的簡單比附的水平上,相反,他在釋易過程中,通過對類辨方法的運用,實實在在地體現了易道廣大悉備的特徵。如果忽視了楊萬里易學思想中這方面的內容,任何對【誠齋易傳】的解讀都必然是片面的。(作者：梅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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