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新內聖外王關係：舊內聖外王即明體達用。新內聖與新外王[13] 則是不一不二的關係：首先，內聖與外王不一，二者應一分爲二，內聖歸內聖，外王歸外王；其次，內聖與外王不二，二者合二爲一，憲政之道和道德之道究竟爲一。外王問題不僅是民主與科學問題，而且是整體的政制問題。此中存在著知識論難題，即知識與價值的複雜關係。
爲什麼要內聖歸內聖，外王歸外王？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不可能首先在於其遭遇到知識論的難題。主觀與客觀的複雜關係不可能通過黑格爾式的正反合的邏輯而解決。此種內聖系統與外王系統的複雜關係實爲內聖系統與外王系統的複雜互動。而且，預設良知、仁爲最高本體的道德形上學難以自圓其說。但內聖與外王既分又合，內聖與外王不一不二：首先，內聖與外王不一，內聖歸內聖，外王歸外王；其次，內聖與外王不二，內聖之域與外王之域可以相互作用。 1．儒家倫理與契約倫理：返本開新，以"良知的自我坎陷"從而內聖開出新外王的新儒家路向不可能成爲新文化的主流。依照李澤厚先生的界說，倫理當分爲社會倫理與宗教倫理。中華文化新的社會倫理乃是儒家倫理與清教倫理綜會而成的契約倫理。既往的儒家倫理爲交融的倫理，再變爲慎獨的倫理、順服的倫理，這與心性修養、氣的感通、道德政治相聯繫。而西學之倫理爲交談的倫理、獨白的倫理，此種言說的論定指向社會公義的目標和法權政治。"’交融的倫理’之轉而爲’交談的倫 理’，這是一個學習與調適的過程，並不是本質上的轉換。"[14] 未來的社會關係當從"血緣性縱貫軸"轉向"人際性的互動軸"。此應從順服倫理上溯到慎獨倫理，再達於交融倫理，再轉接於交談倫理。而主體之間的溝通不同於感通，溝通經由言說，感通以非言說的氣爲主導。由此心性修養與社會公義，內聖歸內聖，外王歸外王。 劉軍寧提出，"儒教與自由主義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互動關係，並在實踐層次上呈現出相互結合的趨向。"儒教自由主義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儒家倫理的三點一線。[15] "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義表現爲代議政治、憲政法治、政黨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風。在經濟上，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加上克勤克儉、互幫互助的儒家工作倫理，同時政府受儒家富民養民思想的影響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的調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義既引入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自立自主和競爭精神的強調，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順、尊老愛幼、重視教育和注重集體利益等價值傾向。" [16] 儒教自由主義的倫理即是新外王的契約倫理。此種契約倫理的建設有兩個核心的價值觀念：一是主體，主體的自我建立即是道德主體與實踐主體的自強自覺自主自由，亦即是自立；二是交往，主體是自由而彼此平等的，主體之間的恰當關係當是互爲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此可以闡釋爲孔子的"仁"。 [17] 2．在內聖之域，新儒家需要真正的思路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梁漱溟先生鄉村建設的路線已不合於時世，而十力先生以及門人牟宗三唐君毅的心學路線亦只能曲高和寡，儒門淡薄乃爲不爭之事實。新儒家宜深切體認時世之變局，以日新之氣度學習基督教會之踐履精神和謹嚴組織，創造中華文化的新的言說方式和傳教路徑，以奉獻於中華新文化建設之大業。 （二）新內聖之五自精神：自強自覺自主自由會聚爲自立精神。中華文化的精神不僅是儒家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18]而是儒家的自強精神和佛法的自覺精神的會聚。儒言自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19]佛即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西方憲政的精神乃是自主與自由的精神。自主觀念來自希臘傳統，自主就是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爲自己的生命、自由、幸福奮鬥的權利和能力，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育成熟的理性，成就健全、和諧的人格。而自由則要求不受強制的狀態。"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20]自由和民主的關係，乃是根與果的關係。如以嚴復先生的話來說，則是"自由爲體，民主爲用"。民主政治、憲政制度的實現首先需要一個文化的心靈中真正貫注了自主與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種子首先要撒播在中國大地上，然後得雨露的滋潤，自由精神之光的普照，自主與自由之樹乃能生生不息，然後方能收穫民主憲政之果實。 來源：潮因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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