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神人之约
宪法之为约法，乃因此中体现了两重约定：神人之约或天人之约，以及治者与被治者之约。[3]宪政主义产生于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文明。宪政的宗教之维提供了宪政主义超验正义的来源。宪政主义"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4]神创造了人，人因堕落而有原罪，人此生的意义是勤奋工作，深自忏悔，以期死后升入天堂。天国与人间分属彼岸和此岸，所以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两立，因此，"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5]由于神的物归神，恺撒的物归恺撒，所以有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人是灵与肉、天国与人间、无穷大与无穷小、 天使与野兽之间的一个中项。在人身上充满了知与无知、崇高与卑贱、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冲突。是人则不是神，政治之事属乎人间，宗教之事属乎心灵和神，神与人二元对立不可调和。 2．治者与被治者之约 近代西方理性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与教会的对立、君权与教权的对立逐渐转化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社会高于国家，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此中的一大关键。 （二）政制构造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受保障的财产权、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和法治；在道德文化上表现为个人的权利观念和自主观念。[6] （三）中华新政制的自生秩序 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的相因相成，天人关系的经验积累的悟性的智慧使中华文化传统崇尚天人不二、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道德秩序（moral order）即是宇宙秩序（cosmic order），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心、神及宇宙，是三无差别。 中华文化之传统政治哲学核心是处理内圣外王关系，其结论是内圣外王不二，成己成物不二。[7]内圣外王之道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之业，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之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8]由修身而下学而上达，而学为君子，以至于取义成仁，成贤成圣，此为内圣外王之纵向意义。其纵贯在于人格的修养以实现境界的不断提升。而横向意义则由修身而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至于外王，由成己而成物。道德高于政治，修身先于从政。内圣与外王主要是平面地自内向外推开。 内圣外王问题隐含着中华文化的超越性问题：中华文化的内在超越路向横向扩展有余，而上下纵贯不足。此体现为内圣外王主要是平面化地自内向外展开，而如西方文化之十字架隐喻的自上而下的纵贯十分不足。[9] 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论述，儒家是纵贯纵讲，道和释是纵贯横讲，西学的主流是纵贯横讲。儒家的心体、性体、道体、知体（良知之体），都是一体。而康德也是纵贯纵讲，因为讲意志的自律。智的直觉不能给我们知识，它是创造原则，而非认知原则。不能以感触直觉的方式去认识它。感触直觉在横的关系中，它能给予一个对象而不能创造一个对象。横的认知关系属于感性和知性，智的直觉在纵的关系中。上帝与人都具有智的直觉（悟性）。智的直觉只有从道德的实践中才能转化出来。由康德的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转变成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儒家以道体代上帝，心体与道体为一，结果只剩下一个。牟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政道不足，而治道有余。中华文化为理性之运用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而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然而，牟先生对起源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学说有着深刻的误解。这以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之分最为典型。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君权之下，政道无民主，治道有民主。[10]"这里他把科层组织的合理化与民主这个有关国体的问题混淆起来。民主涉及的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运用和更迭方式，而不是指国家机器中的任何一特定部分。" [11] 中华文化的新中道主要有自立、实践与人类三个观念。自立是中华文化的民族之根身和文化之道身从沉睡到匍伏到站起到直立的过程，即主体之建立过程，实践与人类则体现了根身与道身的双足和头脑的觉醒。此三个观念的形成贯穿了近代中华文化的思想史：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到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此中体现了文化自强自觉自主自由进而自立的愿望。自立实践人类三观念的恰当安排即是一个中心，两手抓，即自立中心（太极），实践与人类分处两翼（两仪）[12]。新中道是冲突（二元）与和谐（一元）之间的某种折衷或平衡，因而是不一不二的。中华新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儒学、佛法、哲学、神学四学之会通，而形成新中道的过程。 来源：潮因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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