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宗三、錢穆等都強調唐、宋之間有一轉向：唐以前是』周孔並稱』，宋以下是』孔孟並稱』。而以』孔孟並稱』說道統，突出的是』內聖』方面。此一調整緣由何在？牟、錢兩先生並沒有確當的理解與說明。宋儒的出發點是針對佛教的挑戰，而佛教的挑戰不是來自政治、文教制度與法統方面，而是來自生命倫理、生命意義方面，來自』心性』方面。所以，宋儒以』孔孟並稱』來講儒家區別於佛家的』傳心之法』，就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儘管表面上牟宗三與宋儒的道統論同樣是突出了』心性』的層面，其涵義卻完全不同：宋儒是在儒家政治與文教法統沒有受到挑戰的情況下說』心性』，其前提已經預設了儒家政治法統和社會規範的存在及其穩定性，此政治法統是起始於所謂』三代之治』，其間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而牟宗三則明確指出儒家』道統』不能夠從』三代之治』講起，此所以他反覆強調孔子之』仁教』乃是』對於道之本統之重建』。與此相聯繫，他也明確反對從』六經』方面來定位孔子，認爲』對於【詩】、【書】、【禮】、【樂】、【春秋】，無論是刪、定、作或只是搜補，有述無作，皆不重要』2 。所以，牟氏的特異之處不在於以』心性』說』道統』，而在於要捨棄』三代之治』講』心性』、講』道統』。此一點無論是相對於傳統儒家還是自康有爲到熊十力的近現代儒家來說，均屬』革命』之舉。此方面人們特別忽視了牟宗三與其業師熊十力之間的巨大差異：後者還是依據今文經學的架構講儒學、講孔子，故』孔子作六經』是立論的基本出發點。 近代以來儒家所面臨的危機與隋、唐之間所面臨的危機有一個實質性的差異：前者首先是來自社會的層面，而與佛家的挑戰是來自生命意義的層面不同。這一危機的深刻性在於它動搖了儒家的社會體制，儒家的』三代』法統。康有爲彰』三世』之說，企圖把危機處理爲一個』三代』法統內部的問題（至少在形式上如此），但沒有成功。此後，在近現代儒者那裡，』三代之治』便成爲了一個不能夠不講，亦不知道如何講的問題。直到牟宗三明確主張捨棄』三代之治』。這一轉折非同小可，它表明：儒家的政治法統斷了，且近現代儒者在經歷了近百年的彷徨之後，終於從學理上認可了這種斷裂。它實際上劃開了近代以來儒學發展自康有爲以下的又一個界限：此前（直到熊十力）近現代儒學的發展基本上沒有超出康有爲的問題和今文經學的背景。 政治與文教法統的斷裂還表現在現當代儒家對於』儒家與宗教』之關係的認識上。鄭著中同樣用很大的篇幅來疏理和分析此一線索。歷史上，儒家作爲國家宗教，原是與一整套典章制度和禮儀法規統一在一起。且對於』政教合一』的體制來說，政統與教統、政治的與宗教的，原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康有爲試圖對於兩者加以區分。而康氏之後，儒者則多不認可』儒家是宗教』的看法。直到50年代後，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又重新強調儒家是宗教，且是一種高於耶、釋兩大傳統的』圓教』。此一轉向意義何在？實際上，唐、牟等人所論』儒教』，乃是把與』祭天祭祖』等禮儀法統聯繫在一起的一種社會化、民眾化的信仰，轉化爲某種』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所以，不是在康有爲那裡，而是在唐、牟那裡，儒家實現了在某種意義上的』政』 』教』分離--在康有爲那裡，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在唐、牟等人那裡則不再是一個政治問題。更年輕一輩的新儒家學者則自西方引進』宗教性』一語來處理』儒家與宗教』的關係。而實際上，任何一種文化學說或者說哲學理論，可以說都有自己的』宗教性』。』分析哲學』難道沒有自己的』宗教性』？』分析』的前提必然是某種超越於分析的信念與設定。 上面講的，關乎到傳統』斷續之間』之』斷』的方面，那麼』續』的方面又如何呢？轉 來源：景苑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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