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錢鍾書：對同時名家大都瞧不上

狂狷錢鍾書

世間有一種人外表溫軟，但內心實則十分強悍，錢鍾書即是一例。錢鍾書字默存，據說，是因爲他小時候口無遮攔、常得罪人，爲此父親錢基博特地爲他改字『默存』，意思是告誡他緘默無言、存念於心。錢鍾書表面看著是一個謙虛、溫和的人，其實不然，他骨子裡有傳統士人的那種倔強與狂狷。

對同時名家大都瞧不上

1933年夏，錢鍾書清華即將畢業，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進研究院繼續研究英國文學，爲新成立的西洋文學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絕了，他對人家說：『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夠資格當錢某人的導師。』1938年錢鍾書從歐洲返國，西南聯大正式延聘他爲外文系正教授，這在當時是破格聘用，因爲他只有28歲。如此禮遇可謂厚矣。但錢在西南聯大並不愉快，只教了一年即離開了。他離開時曾揚言：『西南聯大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　』1980年後法國及美國很多著名大學邀請他去講學，他都先後一一拒絕了。他說『七十之年，不再走江湖了。』錢鍾書不願在清華讀研究所、不願在牛津與人合作寫書、不願長期呆在西南聯大，所有這些都與他狂狷的性格有關。

錢鍾書自視甚高、性情狷介，對同輩學人多有臧否。在【林紓的翻譯】中錢氏刻薄道：『假如有人做一個試驗，向他說：不錯！比起先生的古文來，先生的詩的確只是「狗吠驢鳴」，先生的翻譯像更卑微的動物――譬如「癩蟆？――的叫聲」，他將怎樣反應呢？是欣然引爲知己？還是怫然「痛爭」，反過來替自己的詩和翻譯辯護？　』

對胡適派的文學史考證和陳寅恪式的以詩證史，錢鍾書均深表不滿。錢氏1978年在義大利所作【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演講有云：『在解放前的中國，清代「樸學」的尚未削減的權威，配合了新從歐美進口的這種實證主義的聲勢，本地傳統和外來風氣一見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學研究和考據幾乎成爲同義名詞，使考據和「科學方法」幾乎成爲同義名詞。那時候，只有對作者事跡、作品版本的考訂，以及通過考訂對作品本事的索隱，才算是嚴肅的「科學的」文學研究。一切文學批評只是「詞章之學」，說不上「研究」的。　』這最可見他對胡適派學風的不滿，同時亦顯示，錢氏本人的學問取向正是所謂『詞章之學』。他又指出：『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　」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菸？」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顯然錢鍾書這裡是針對陳寅恪而言。

林語堂可謂『文壇名宿』，但同樣遭到了錢鍾書的貶損。林語堂提倡幽默文學，錢鍾書大加嘲諷：『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幽默當然用笑來發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著幽默。劉繼莊【廣陽雜記】云：「驢鳴似哭，馬鳴如笑」，而馬並不以幽默名家，大約是因爲臉太長的緣故……所以幽默提倡以來，並不產生幽默家，只添了無數弄筆墨的小花臉』。批評辛辣尖刻，毫不給面子，而林氏只得默對。

晚年深悔少時輕狂

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錢鍾書府上拜望，向他請教對幾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結果，評價幾乎都是負面的：『對王國維，錢先生說一向不喜歡此人的著作……對陳寅恪，錢先生說陳不必爲柳如是寫那麼大的書……對張愛玲，錢先生很不以爲然。　』而關於魯迅，錢先生說『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可是又馬上補充說，他只適宜寫短的，【阿Q正傳】便顯得太長了，應加以修剪才好。

錢鍾書有時也後悔自己的狂狷。早年，他曾戲謔他的老師吳宓並取笑吳宓的老情人毛彥文是『徐娘』。錢氏晚年對此羞愧不已，他說：『我年輕不懂事，又喜歡開玩笑，加之同學的鼓動，常常賣弄才情和耍弄小聰明。』『我寫文章只顧一時取樂，卻萬萬沒想到當年這篇文字會讓吳宓老師那麼傷透了心！自己的罪過不能逃脫，真該一把火燒光紙筆算了！……後來吳宓老師對我大度包容，我們的關係和當年一樣好。但我現在很內疚，沒有任何辦法去彌補我從前的過錯，只有慚愧後悔的份了。如果您能夠把我這封信附錄進日記里，讓大家知道我這老傢伙還不是不明白人間有羞恥事的，我這個老學生或許還能免於被師門除名。　』這段文字折射出錢先生的坦蕩，不失爲性情中人。

錢鍾書的狂狷絕非通常意義上講的那種目空一切的狂妄，相反那是一種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那裡面有德識學養、才情膽略，更有精神風骨。錢基博與章士釗爲舊友，曾去函命錢鍾書就近拜訪，而錢氏未從；以後錢氏鄙薄章氏【柳文指要】一書，表示『當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後悔。』五十年代初錢鍾書奉調【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有舊識專程恭維，錢乃謂：『他以爲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晚年錢鍾書專注學問，淡泊名利，軼事頗多。黃永玉先生曾描述過這樣一個細節：有權威人士爲表禮賢下士，大年初二去給錢鍾書拜年。敲開門一邊說著春節好之類的話，一邊正要跨進門。不想錢鍾書卻將此人堵在門口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