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學的形成：得力於徽州原始文書的發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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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文書的發現和研究


　　作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專門研究領域，徽學的形成主要是得力於徽州原始文書的發現。


　　1946年暮春的南京城，有人大批出售徽州原始文書，當時寓居南京的中研院史語所方豪本擬全部收買，但苦於囊中羞澀，財力不足，僅選購若干而已。這批資料後來全部以【戰亂中所得資料簡略整理報告】為副標題，發表在1971-1973年台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上，總計達12篇之多。方豪這次不經意間的偶然收集，竟然成了徽州文書首次公開外流的最早記錄。


　　1950年代，隨着傳統徽州府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和績溪六縣土地改革的展開，從地主家中抄出的失去了現實效用，並被當作糟粕的大量珍本古籍和可能成為變天賬之嫌的文書，被擁有者大量變賣焚燒。


　　據【徽州地區簡志】記載，僅1953年一年，被屯溪和歙縣兩家私營土產信託公司收作紙漿的古籍和文書即達1.5萬多公斤。而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館從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廢品堆中，一次就搶救出珍貴古籍400多公斤。至於大量不值分文的文書，更多的則是付之一炬了。


　　1956年，在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親自過問下，屯溪市在市新華書店下專設古籍書店，負責古籍和文書的收購。


　　1957年，該店店員余庭光在祁門縣供銷社發現了堆積如山的文書，遂批量買下，運至屯溪古籍書店，進行簡單整理後，編成目錄並於每件文書題寫標籤，將目錄郵寄至全國各地，尋求發售。繼祁門之後，休寧、歙縣、婺源、黟縣、績溪等地的文書也開始被大量發現。


　　據不完全統計，這批徽州原始文書包括賣身契、土地買賣與租佃契、分家鬮書、魚鱗圖冊、賦役黃冊、置產簿、謄契簿和徽商賬簿等各種類型，上自南宋，下至民國，時間跨度近千年之久，總量約10餘萬件（冊）。此次徽州文書的發現並被全國各地高校、研究機構和博物館、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並一直持續到『文革』前夕。這是徽州文書第二次大規模也是價值最巨的一次流播。其中，目前已知南宋時期的10件徽州文書全部是這一時期流傳出來的。改革開放以後，徽州原始文書以商品形式再次向外流出，總量估計高達40萬件。


　　徽州文書具有真實性、連續性、具體性、典型性、啟發性和民間性等諸多特徵，且內容豐富，類型廣泛，它為我們進行宋元明清特別是明清時期歷史社會實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敦煌文書時間下限至北宋，徽州文書的上限南宋則正好與敦煌文書相連，將敦煌文書和徽州文書中的動產與不動產買賣和租佃文書聯繫起來考察，一部中國古代動產和不動產買賣與租佃制度史便可以完整地復原和再現。
　　正是因為徽州文書蘊含着如此珍貴的學術價值，故美國學者約瑟夫・麥克德謨特斷言：『對中華帝國後期特別是明代社會經濟史的遠景描述，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徽州的原始資料。』


　　因此，徽州文書等原始資料，是『研究中華帝國後期社會與經濟史的關鍵。』（譯文見【徽學通訊】1990年第1期）日本學者鶴見尚弘指出，徽州文書的發現，『其意義可與曾給中國古代史帶來飛速發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發現敦煌文書新資料相媲美，它一定會給今後中國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帶來一大轉折。』（譯文見【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4期）臼井佐知子也強調，『包括徽州文書在內的龐大的資料的存在，使得對以往分別研究的各種課題做綜合性研究成為可能。……延至民國時期的連續性的資料，給我們考察前近代社會和近代社會連續不斷的中國社會的特性及其變化的重要線索。』（見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版）


　　徽州文書是繼甲骨文、簡帛、敦煌文書和明清故宮檔案之後20世紀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五大發現。（周紹泉：【從甲骨文說到雍正硃批】，1999年3月24日【北京日報】）正如甲骨文、簡帛、敦煌文書和明清故宮檔案的發現與研究催生了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和明清檔案學等學科產生一樣，徽州文書的發現和研究，也直接導致了徽學的形成。利用徽州文書契約，結合其他相關文獻資料，以徽州社會經濟史特別是明清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體，綜合研究整體徽州歷史文化以及徽州人活動（含徽州本土和域外）為對象的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徽學終於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最終形成。傅衣凌關於徽商、徽州莊仆制和土地買賣契約的研究，葉顯恩撰著並出版於1983年的【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章有義【明代徽州土地關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和【近代徽州租佃關係案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的推出，都顯示出利用徽州文書進行徽學研究的卓越成就。


　　在1985年第1期的【江淮論壇】雜誌上，葉顯恩在一篇題為【徽州學在海外】的論文中，率先在學術界提出了『徽州學』的概念。此後，『徽學』抑或『徽州學』的概念逐漸被海內外學界所接受，成為一門極富生命力的新興學科。


　　徽學的學科及學術價值


　　應當指出的是，儘管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徽學有一個被人們不斷認識、熟悉、理解、接受和深化的過程。但是，其學科性質首先必須明確，學科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也應當得到確認。


　　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經說過，『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同「現」――引者注）。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他緊接着論及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間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捲軸、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和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等五項發現，認為：『此等發現物，合世界學者之全力研究之』，當會產生新的學科。（【王國維遺書】第五冊【靜庵文集續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如今，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和明清檔案學早已創立了各自的學科研究體系，並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和認可。而徽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則形成較晚，它的創立，主要得力於20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以來至今徽州近50萬件原始文書的大規模發現。加之有包括徽州族譜在內的9000餘種徽州典籍文獻傳世，可供與文書契約互相參證。現存8000餘處徽州地面文化遺存，更是明清以來至民國時期徽州人生產與生活的真實見證。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徽學這座大廈堅實的學術支撐。因此，圍繞徽州社會經濟史特別是明清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中心、整體研究徽州歷史文化和徽人在外地活動的徽學，正是建立在包括徽州文書在內的大量新資料的發現這一基礎之上的。


　　徽學研究的意義在於，它是以徽州文書為中心，結合其他文獻和地面文化遺存等資料，綜合研究明清社會實態、以重新反省和認識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歷程和特徵，並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脈絡和規律的專門學問。這正是徽學的學術價值之所在。


　　因此，徽學研究的內容與對象對象儘管涉及各個領域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綜合性特徵，但就學科性質而言，應當隸屬於歷史學研究範疇。徽學是以歷史學科為主、多學科交叉的專門史研究領域。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部分學者將徽學與敦煌學和藏學並提，稱之為『中國三大地方學』，甚至是『三大地方顯學』。這其實是誤解了敦煌學和藏學的學科性質，同時對徽學的認識膚淺所導致。應當指出的是，徽學研究的任務遠非徽州地方史所能擔當，徽學研究的性質亦非徽州地方學，更遑論敦煌學與藏學從未稱自己為地方學。徽學實際上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廣闊的視野，從整體史的角度，來考量和審視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社會經濟、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專門研究領域。


　　徽學是20世紀一門新興的學科和專門的研究領域，徽學所研究的徽州整體歷史文化既是區域歷史文化，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是『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有機結合。徽學的學科建設，不僅關係到徽學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也直接涉及到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理論和範式的創新問題，是徽學融入全球化視野，與國際接軌、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和構建徽學學科平台的重要基石。因此，徽學一定要從包括敦煌學、藏學在內的較為成熟的相關學科建設中汲取營養，以整體史的視野，構建嚴密而科學的徽學理論體系，這是徽學健康發展和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