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究竟是誰寫的(3)

二、卦辭的作者是周公

卦辭定型的上限是成王時期，因爲其中有『康侯』，古『康』字，也作『唐』字。周代的康侯無論是衛康侯還是『唐侯』都是成王時所封。卦辭的作者不明。相傳文王制卦辭、周公制爻辭，不確，文王作卦序和卦名，周公作卦辭倒是有可能。

清華簡【耆夜】記載：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於文太室。畢公高爲客，召公保]爲介，周公叔旦爲主，辛公甲爲位，作策逸爲東堂之客，呂尚父命爲司正，監飲酒。王夜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壯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後爵乃從。』王夜舉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乘】：『乘既翼，人備余不胄。組士奮甲，∶裰秀。方壯方武，克燮仇讎。嘉爵速飲，後爵乃復。』周公夜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PP】：『PP戎服，壯武赳赳。宓情謀猷，裕德乃就。王有旨酒，我憂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周公又夜舉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盟，於□□□。月有盛缺，歲有歇行。作茲祝誦，萬壽亡疆。』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升於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荒。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蟋蟀在席，歲聿云暮。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作。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蟋蟀在舍，歲聿雲徂。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除，從冬及夏。毋已大康，則終以懼。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由周公作祝誦可見，周公本人還兼有【禮記】所載『大祝』的職務，卦辭依月份記載祭祀和貞卜等事，並根據這些事兒的結果進而勸訓時人當如何依禮行事，正合周公的身份。

三、爻辭的作者是史籀

爻辭定型的上限是宣王時期。作者應該是史官，宣王時期的史籀最有可能。

爲什麼說宣王時期是上限呢？有這樣一些原因：爻辭中記載有『武人爲於大君』、『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或錫之Q帶，終朝三褫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情況，這些武人奪位、爲利而侵、朝令夕改、不事王侯的隱居情況，似不當在西周早中期發生，而與西周晚期的厲王時的國人暴動、共和行政及共伯和歸隱相關。當然，也許有的學人也可以說這些情況也合乎商末周初的情況，但是，『武人爲於大君』一句，絕不是作者記載周武王伐紂一事。因爲武王伐紂，對於周人來講，是天賦其命的事。如果作爲說禮的事實論據，勸導他人效仿周武王而『武人爲於大君』，犯上作亂，這是絕對不合【周易】的禮法主旨的。從語氣上來看，這一句對舊君、新君均帶有一定的譴責意義。這一句出在履卦，而共伯和稱王元年（公元前843年而非841年）的正月，比對【周易歷算】之『【周易】原始卦序與月份對應表』正是履卦所在。然筆者在西周曆譜中所定共伯和稱王之年，並非由此確定，而是由西周青銅器曆日決定的。

【易經】成文者，即作爻辭之人，此人通曉西周卦歷，依古代曆法的官方籠斷性，必太史也。史載宣、幽年間的著名太史有二，一是伯陽父，二是史籀。伯陽父的思想與易較近，有陰陽思想。

【周書】記載：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A，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伯陽父之所言，『民乏財用，不亡何待？』與易之『其亡、其亡，系之苞桑』，一脈相通。

【左傳】也記載伯陽父之語：『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理論上與易貫通。唯【周易】之氣象，雖有憂患意識，然通觀之，成書時似還處於較盛之世，當爲宣王中興時。而伯陽父此人於幽王時的活動史書所記較明確，且此人已能料定西周的滅亡，非盡憂患，而是悲哀了，此人當非【周易】爻辭作者。

【漢書•藝文志】引【七略】記稱：『【史籀】十五篇。……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西晉衛恆【四體書勢】記稱，『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損益之，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

南朝梁人庾元威曰：『柱下史。善書，師模倉頡古文，損益而廣之，或同或異，謂之爲篆曰大篆，或稱「史書」，久佚。【閣貼】載其所書六字，可見一斑。』

由此可知，周宣王時的史官史籀曾寫過相當數量的史書【史籀篇】，以之做爲史學童的教材，【周易】有可能就是因此而成文並流傳下來。

趙平安先生於【新出<史律>與<史籀篇>的性質】一文中，根據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史律】得出結論：『把漢簡【史律】和有關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史籀篇】是當時國家考課史學童、選拔史的專用書，基本內容爲史所必須了解的一些專業知識。它作爲識字書的功能雖然不能說沒有，但至少在漢初對史的考課中，這種功能明顯居於次要的地位。』

『【史籀篇】的作者是周宣王時的太史，教授它的人身份是史官，它的學習對象是史學童，都已折射出它作爲史所必須掌握的專業知識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