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葉廷芳：西方啟蒙運動時曾掀中國熱（2）

利瑪竇

【高潮】

高潮形成於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葉。主要標誌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中國學成熱門

這些西方傳教士為了達到更有效的傳教佈道的目的，作了堅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可以說全方位的了解，不僅是典籍，對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醫學、農業、園林等等都進行了研究，著書立說，出版了不少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許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學者。據記載，1682年，意大利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時，帶回的在華傳教士的著作達400多冊。同時他們也將大量中國的各種書籍帶回歐洲。如17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時，光贈送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中國圖書就有300冊。法國另一名傳教士馬若索為法國皇家文庫收集了幾千卷中國圖書。在傳教士寫的著作中，語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文法】、西班牙華羅的【官話簡易讀法】、路易十四的顧問傅爾蒙的【中國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1585，被譯成多種語言）、馮秉正的12卷本的【中國通史】（1783）、特別是A・基爾契的影響最大的【中國】；法國傳教士杜赫德包羅萬象的巨著【中華帝國志】很受啟蒙學者的歡迎。其他如哲學、天文學、醫學乃至武術方面的書籍亦不在少數。

二、哲學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紀是歐洲近代哲學的高峯時期，德國是這個峯巔的所在地：康德、黑格爾、謝林等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都在德國。而萊布尼茨是他們的先驅。

萊布尼茨（G ottfried W 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是文藝復興時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學者，他是德國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狄德羅稱之為德國的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此外他還是外交家和科學活動家，曾創辦了當時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學院之一的柏林科學院，他甚至還應俄國彼得大帝的要求，幫助俄國建立了彼得堡科學院。歐洲人的進取精神在萊布尼茨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你看他對遙遠而陌生的中國表現出巨大的興趣。他從21歲起就對中國進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沒有停止過。在這方面他比黑格爾更有眼光。黑格爾只拘泥於對中國人國民素質的批評，而萊布尼茨則着眼於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發展潛力和前途。他的【中國近事】一書相當全面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的態度。在他看來，中國與歐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兩極。兩地相較，可以說各有長短，無分軒輊：歐洲人長於思考，而中國人善於觀察。他列舉了一系列歐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幾個方面。這時他話鋒一轉，說：『然而有誰過去曾經想到，地球上還存在這麼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以後，便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一特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略勝一籌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他認為，『人類最大的惡源自人類本身』，以至『人與人相互為狼』，這是最大的愚蠢。誰來匡正它呢？他認為唯有中國！因為『中國人較之其他的民族無疑是具有良好規範的民族』。他認為中國人尊敬長輩和老人；中國的等級觀念不像歐洲那麼森嚴，比如農民與僕人之間平等相待，相敬如賓，完全可以與歐洲貴族的所有社交禮儀相媲美。『而達官顯貴之間的交談也溫文爾雅，從不侮辱對方，即使有憤怒之情，也不訴諸於辭色，而在家庭、鄰裏之間都保持着這種禮儀，這跟歐洲大不一樣。』應該說，萊布尼茨在這裏講的未必句句都中肯。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思想，即各個民族都有優缺點，匡正缺點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無疑是正確的，即使用我們現代的尺度來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遙遠的民族，相互之間應建立一種交流認識的新型關係』，『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智慧之光。』為此他給即將從羅馬回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閔明我（M arie Philippe grim aldi,1639－1712）的兩封長信中，向他提出了30個有關中國的問題，請他詳細了解。這些問題大到天文地理、生產技術、醫藥衛生，小到養蠶方法、棉絮製作，直到推薦『幾種值得歐洲人借鑑的舒適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通過這樣的借鑑，『我們的求知慾可以從中國人那裏得到大大的激發。』

萊布尼茨把他對中國的態度傳給了他的弟子沃爾夫（Christian W olf,1679-1754），沃爾夫也成了中國迷，發表文章，四處演講。他因此而受到普魯士國王的『絞刑』威脅，從而丟了飯碗。他是德國重要的啟蒙學者之一。他把他的觀點又傳給他的學生康德。但康德這位18世紀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卻不像他的兩位前輩那樣一味讚美，而是有肯定亦有所否定。

三、啟蒙運動中的『中國熱』

剛才提到的幾位哲學家都是德國的。現在來看看歐洲另一個大國――法國的態度。

興起於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啟蒙運動是反對封建貴族的專制主義統治，張揚人文主義精神的思想解放運動。客觀上它為新興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輿論準備，直接導致了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啟蒙運動席捲了歐洲所有主要國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國。法國的啟蒙運動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為核心，包括狄德羅（百科全書發起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霍爾巴哈、拉梅特裏、愛爾維修、波維爾、魁奈等一批傑出思想家。他們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至今仍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他們的關注點涉及各個領域。他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矛頭是基督教統治，提倡無神論哲學，主張自然神論。

大家知道，文藝復興掙脫了神的統治，確立了人的尊嚴。但是那時教會勢力仍很強大，人們是不敢公開提出反對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號的。所以馬克思說，人們只能『戰戰兢兢地請出古代的幽靈』，來為自己壯膽，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現在啟蒙學者們敢於公開這樣做了。他們認為基督教用謊言蒙蔽了世人，掩蓋了世界的真實面貌，把基督教統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歐洲，因而他們無情抨擊和嘲弄基督教神學的種種謊言，揭露歐洲的所謂文明。

百科全書學派們當時從傳教士那裏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發現中國恰恰是個屬於自然神論的國度，對中國很快產生『熱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他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說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哲學辭典】）他用中國的曆法駁斥【聖經】中的上帝創世說。因為【舊約】記載的創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國『整個民族的聚居與繁衍有50個世紀以上。』而且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無不從中國肇始，並且早就遙遙領先。於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詡的基督教徒：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而且治理有方的時候，『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裏流浪的野人哩！』他稱讚中國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怪論，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啟蒙運動的一面旗幟）伏爾泰也高度稱讚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和神奇，說『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籍持續不斷地記下了日蝕和星球的交會。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後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伏爾泰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於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爾泰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這裏有一段插曲。伏爾泰曾經結識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一度成為好友，所以被這位大帝接到他的行宮――波茨坦『無憂宮』住了幾個月。在伏爾泰的影響下，腓特烈大帝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於是在他的『逍遙園』裏，在無憂宮旁邊蓋了一座『中國茶亭』，成為這個皇家園林裏的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書學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員霍爾巴哈（德國血統的法國學者，撰寫的百科全書條目達376條之多）也把中國的政治倫理視為治國良策，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與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張，並且號召：『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範。』狄德羅與上述兩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視線裏的儒教『只須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以此他把孔子與古希臘的聖哲蘇格拉底相提並論，甚至認為荷馬與孔子相比不過是『糊塗蟲』。波維爾也把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看做歐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見，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以中國為理想的坐標去構想歐洲的未來。

此外中國的科舉制度也為百科全書學派們普遍叫好，認為剷除了貴族的世襲制，每個人靠自己的本事，『學而優則仕』。（當然歐洲的貴族也可以憑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當代的英國建築師N・福斯特。）

啟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農學派』，又稱自然主宰學派。這個學派主張以『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權（這實際上是以盧梭為代表的啟蒙學者『回歸自然』觀點的延伸。這在稍後德國浪漫派那裏也得到反映，他們已經嗅到了工業化發展的弊端）。

歐洲的中國熱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其高潮是18世紀60年代。他的創始人是法國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於1 7 6 7年發表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國實行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獲得了『中國的孔子』的聲譽。他的【自然法則】一書強調『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只有中國是例外。』在他看來，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依據，而人類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他提倡以農為本，極為讚賞中國歷代君王重視農業的政策，認為只有發展農業才能增加財富，貶低貨幣和商業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後，他的學生繼續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農學派的改革家叫杜爾戈（T urgot，1727-1781），一度當上法國財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國，致力於發展農業的改革。那時他認識了兩個中國留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兩人正要回國，杜爾戈便挽留他們再待一年，以便讓他們熟悉重農學派的思想和理論，並且交給他們52個調查提綱，對中國的經濟、文化與歷史等進行廣泛的了解。這兩人回國後根據提綱了解的情況定期向法國國務大臣貝爾坦匯報。同時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也根據重農學派的要求，收集豐富的資料寄回法國。在整個18世紀，中國的花木嫁接技術也傳到了歐洲，推動了歐洲的園林建設。

總之，中國漫長的農耕文明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對人類作出了寶貴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