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現代價值（4）

第四　，從政治領域來看，道教的社會影響更為廣泛。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方面是上層統治者常常利用道教為鞏固他們的封建統治服務，因而長期以來，道教均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扶植。不少道教徒直接參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鬥爭，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爭權奪位出謀劃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有的道教徒雖『身在山林而心存巍闕』，甚至還有『山中宰相』之稱，有的以『終南』為仕途之捷徑，擔任朝廷重要官職，出入宮廷，輔佐王政，道教遂成為上層統治階級的重要支柱之一。另一方面，許多農民起義的領導者，也曾利用道教作為農民起義的組織形式，並利用道教經典中的某些思想作為他們發動起義的思想武器。漢末的黃巾起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證，此後利用道教起義的絡繹不絕，甚至還建立了地方政權，統治一個地區幾十年，如漢末五斗米道的首領張魯在漢中地區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權，統治了巴、漢一帶將近三十年，史稱『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在當時社會動亂、四處都是軍閥混戰的局面下，漢中成了人民避難的『樂土』，不少人都投奔這個相對安定的地區。又如西晉時李雄在成都地區所建立的成漢政權，凡經六世46年(從西晉惠帝永寧元年起兵，至東晉穆帝永和三年為桓溫所滅，即從公元301年至347年)，主要也是靠天師道的支持。這個政權在天師首領范長生的輔佐下，刑政寬和，事役稀少，甚得人民的擁護，『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29〕。所以，道教在下層群眾中的影響，也是非常廣泛而深刻的。由此可見，道教與過去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　

第五　，從道德倫理的領域來看，道教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也很突出。道教是一個十分重視倫理道德教化的宗教，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勸善書，包括功過格等，其中包含了許多對當時的社會來說是合理的倫理道德思想，這些內容不僅對道教的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等諸方面，都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它的各種勸善書，在社會上流傳很廣，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士大夫也對它讚不絕口，為之作注者難計其數，其影響不可低估。　

第六　，從民族心理、民族性格這些領域來看，道教在這些方面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例如，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以得道為人生的最終目的，這種人生哲學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道教徒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傳統，歷史上許多道教徒為了得道求道，自覺拋棄人世間的一切物質享受和功名利祿，甘於恬淡素樸的生活，安貧樂道，刻苦磨鍊，主動忍受一般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這種傳統，通過具有民族風格的宗教形式，長期傳播於社會，對形成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和民族性格起了重大作用。歷史上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隱士』風範的人物，莫不以安貧樂道、唯道是求作為自己的人生哲學，他們立身行事，本着『是道則進，非道則退』的原則，『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視富貴如浮雲。他們的言行，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社會風氣。儘管他們所追求的道，與道教徒所追求的道，並不一定完全一致，但這種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學的根源，與道教卻有密切的關係。其次，道教是以長生成仙為其最終目的，因此，它竭力倡導重生、貴生、熱愛現實的人生。葛洪在【抱朴子內篇】卷3【對俗】篇說：『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升虛，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30〕他確信人的壽命長短，不是上天所決定的，人們通過修煉可以達到長生不死，並在同書卷16【黃白】篇中引【龜甲文】說：『我命在我不在天』〔31〕。【老子西升經】亦稱：『我命在我，不屬天地。』〔32〕這些思想表明了道教長生不死信仰的特點，既與佛教悲觀厭世思想不同，又與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聽天由命思想有很大的區別，它是鼓勵人們積極征服自然、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思想經過道教的長期宣傳，深入人心，不能不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使人定勝天的信念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再次，道教還奉行【道德經》裡『知常容，容乃公』〔33〕的準則，主張寬容、謙讓，虛懷若谷，反對自矜、自足、自大、自伐，反對驕傲自滿，這種精神集中體現在文化方面的兼收並蓄態度，融攝百家，像海納百川一樣，具有極大的包容性，沒有儒家那種視自己為正統、別人為異端邪說的排他性。這種文化心理的發揚，形成了中華民族開闊的文化胸懷，容易吸收各種先進文化以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使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能夠經久不衰，而且愈來愈繁榮昌盛。　

第七　，從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方面來看，道家和道教文化所起的作用，就更為明顯了。例如，我們大家都承認自己是黃帝子孫，這個思想的淵源，就和道家與道教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我們知道，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34〕的，他並不談論黃帝，也沒有說自己是黃帝子孫。儒家所信奉的最古的史書是【尚書】，或者叫做【書經】，儒學家說它是由孔子親自整理而成的，當然可以代表儒家的歷史觀。這部書的開頭第一篇是【堯典】，然後是【舜典】，可見儒家講歷史是從堯舜講起的，這與孔子『祖述堯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反，道家講歷史，則是從黃帝講起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史記】。【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他是屬於道家學派的學者。為什麼這麼說呢?有司馬遷自己的敘述為證。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記載，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所謂『黃子』，【集解】徐廣注說：『【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史記・儒林傳】記載了他在漢景帝時與儒林博士轅固生當着漢景帝的面為湯武是否受命的問題進行過激烈的爭辯，他堅決反對儒生的觀點。可見，司馬遷的父親以及他父親的老師，都是屬於道家學派的學者。所以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批評『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批評『墨者儉而難遵』，批評『法家嚴而少恩』，批評『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唯獨對道家最為推崇，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35〕至於司馬遷本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36〕，講歷史，則『自黃帝始』。【史記】的開宗明義第一篇就從黃帝的本紀說起，認為堯舜都是黃帝的後代，與【尚書】所講的歷史完全不同。在【史記・封禪書】中又說：『黃帝且戰且學仙』，後來乘龍上天。所以黃帝曆來是道家和道教所崇拜的人物，正統儒家對這些說法是很難接受的。因而歷來總是『黃老』並稱，從來還沒有人把黃帝與孔子聯繫在一起而並稱『黃孔』的。在道家和道教的著作中，往往大肆宣揚黃帝，為黃帝樹碑立傳。僅【莊子】一書的許多篇章中，如【在宥】、【天地】、【天運】、【月去篋】、【大宗師】等等，都講述過黃帝的事跡，且不用說後來稷下黃老學派了。而道教更明確是以黃帝為『道家之宗』，故道教典籍中有關黃帝的記載，那就更不勝枚舉了。【道藏】第5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1，就是以【軒轅黃帝】開頭，該冊第32頁～35頁還另有【廣黃帝本行記】，【藏外道書】第18冊又收有【軒轅黃帝傳】，其他託名黃帝所撰的道書也很多。相反，在正統儒家的經典中，談到黃帝的時候則比較少。而他們所宣揚的那一套堯舜之道，在普通老百姓中對它的了解並不多，其影響甚微，不像黃帝的影響那樣廣泛，廣大同胞和海外僑胞不分男女老少，莫不以自己同是黃帝子孫而彼此心心相印，互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以黃帝為祖宗，這是家喻戶曉的事。這個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血濃於水』的這種民族感情比什麼都珍貴，它是我們幾千年來戰勝一切困難、越過無數險阻、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顯示着它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