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中國與傳統文化
大家好！近年來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知識界甚至廣大民眾的關注。關於國學與傳統文化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這次我想講的是，在傳統文化與國學熱興起的背景下，當代中國傳統和現代之間的一種張力和互動。現在大家已經逐步意識到傳統資源並不是現代化的障礙，而是它的有益補充。就是說，現代化建設離不開自己的傳統。 當代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有點像交響樂一般的繁麗，它呈現的是傳統與現代的多重變奏。如果比做貝多芬的交響樂，應該是第五交響樂【命運】。當代中國在傳統與現代的這種交錯互動和變奏的過程中，彰顯出中國的現代以及未來的命運。 『知音』難覓：如何解讀當代中國 當代中國有點像一個走紅的明星，注意的人多了，談論的人多了，稱讚的人多了，挑剔的人也多了。報刊、傳媒、網絡對她的引用率大幅增加。但問題是應該怎樣解讀中國。 早期西方的傳教士、漢學家，把中國說成是一個『謎』，所謂『謎一樣的國家』。現在沒有人說中國是謎了，但真正了解中國，並不容易。中國以外的人了解中國不容易，中國人自己也不一定對自己的國家有真正的了解。因為了解，特別是真了解，是很難的。不用說一個國家，就是真正了解一個人也是很難的。中國古代有一部書叫【文心雕龍】，南朝時期劉勰寫的，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成體系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其中的一篇叫『知音』，開頭第一句話就說『知音其難哉？』，可見『知音』難得。 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常常感到知音難求，【紅樓夢】裏的紫鵑姑娘不是也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音一個也難求』嗎？如果替我們國家着想，要找個知音就更難了。所以20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一篇文章當中特別講到，對待古人的著作要具有『了解之同情』。這句話說得非常好。你要想了解別人，你就要設身處地，同情他的處境，對他不得不這樣講的話，不得不這樣做的事，能夠給予一種同情。假如我們每個人都具備這種態度，就容易處理好和個人和他人的關係了。 中國確有不容易了解的一面。一方面，反差大，城市與鄉村、東部和西部、富人和窮人，彼此的差異判若兩極。另一方面，有多種面孔，高速發展、中國人有錢了、全民皆商、世界工廠、大工地、潛在威脅等等，對這些，不同的人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讀，但每個人只能截取自己感興趣的一兩個側面，卻不敢自稱讀懂了中國。其中無法迴避的難題是：中國人口太多。在13億人口面前，一切問題都有理由，任何弊病都非偶然。有一個真實的故事，中美剛建交的時候，美國總統卡特到了中國，跟小平同志見面，談得很好。最後卡特提出來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表示非常關注。小平問指哪一方面？卡特說比如遷徙權、流動權不能得到保證，很多人想來美國，他們不能得到中國政府的允許。小平說你要多少，一個億夠嗎？卡特不說話了。如果真有一個億到美國去，他受得了嗎？故事是真的，版本可能不同，我不過取其意而已。 但在問題叢生的同時，當代中國也給人們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機會。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很多留學國外的人，包括和中國有工作或者文化關聯的外國人，更不要說那些大大小小的企業經管和做生意的人，他們都感覺到、意識到，中國是當今世界可以一顯身手的地方，用一句廣告語，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說，當代中國是一個正在變化的中國，一個日新月異的中國。 問題是，這個日新月異的中國，往什麼方向發展？總的來看，是走向富強之路，走向現代化之路，走向人類文明的共同方向。 梁啓超曾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從黃帝到秦統一，為上世史，稱作『中國之中國』；秦統一至乾隆末年，為中世史，稱作『亞洲之中國』；乾隆末年至晚清，為近世史，稱作『世界之中國』。任公先生是一家之言，這裏我是借用他提出的『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三個概念。 沒有疑問，當代中國已經是『世界之中國』。現在的情況是，『世界的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中國當代社會最凸顯的特點，是處於轉型期，包括傳統向現代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自我的運行機制向與國際接軌轉型，長期貧困的國家向小康社會轉型等等。 轉型期就是過渡期，是未完成式，一切都處於建構的過程中，是『人在旅途』。許許多多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因此也有人說，『現代化是陷阱』。問題是，在當今世界，即使是『陷阱』，如果這個『陷阱』是中國走向現代化不可繞行的，我們也無以辭避。現代化是我們多少代人的夢想，實現夢想需要付出代價。正如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Paz)所說，發展中國家是『命定地現代化』(condem ned tom odernization )。當然我們是現代化的後發國家，許多先發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可以成為我們『攻玉』的『他山之石』，後發的好處是可以少走一些彎路。 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是一個艱難的旅程，中間一再被打斷。晚清政府從1860年至1890年三十年的早期現代化嘗試，由於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被打斷了。民國政府初見成效的現代化努力，由於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再一次被打斷。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已經三十年了，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仍然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之中。鑑於百年以來的痛苦經驗，中國人不能不有所警惕，從領導者到普通民眾，都需要格外小心，要盡一切努力，不能讓這一次現代化進程再次被打斷，無論是出於自己的原因(比如沒有做到『一心一意』和『不動搖』等等)還是由於他者的原因。 我們不能否認現代化的多元模式的可能。歷史上的現代化模式，最早是歐洲的模式，後來是北美模式，而以北美模式對世界的輻射力最大。但這兩個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同多於異。再後來亞洲的現代化浪潮興起了，實際上日本模式、韓國模式、新加坡模式，已經和西方有所不同。不用說，中國作為獨立的『文明體國家』，其現代化模式一定更帶有自己的特點。已經走過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證明，我們走的是一條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歐洲，又不同於日本的現代化道路。但我必須強調，我們的現代化是『人在旅途』，是未完成式。對我們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經驗和教訓，世界上都很注意。 當然，現代性的一些最基本的指標，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應該是共指的，不同的是現代性的文化形式，否則人類便無法互相了解，實現跨文化溝通。 當代中國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中國，走向富強，走向現代化。這是一個艱難的旅程，中間一再被打斷。中國作為獨立的『文明體國家』，其現代化模式一定更帶有自己的特點。 多元共生：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 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就學術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 現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內涵和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問題。因此，在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中間呈現的諸多問題，常常離不開文化的思考。就是說，從文化的視角解讀現代社會，有可能把很多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單一的政治解讀、經濟解讀、軍事解讀，都不容易把一個國家和社會研究明白。 我的一個看法是：社會的問題在經濟，經濟的問題在文化，文化的問題在教育，教育的問題在文化。這是一個文化與社會與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循環圈，這個循環圈為我們提供了對社會現象作文化解讀的可能。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但我覺得，當代中國文化方面的欠賬太多。因為我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把文化混同於意識形態，以至文化排斥多於文化建設。殊不知文化建設是需要依賴社會的。經濟的市場化自然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社會不能市場化，社會的教育與學術尤其不能市場化。人類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愛情)，不能市場化。總之，經濟強國的建立，不能以犧牲文化的基本價值為條件。 現代性語境下的文化問題，有一個自我的文化身份和與他者的關係問題。走向現代，那麼傳統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試圖與國際接軌，那麼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對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認的需要，而角色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說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還會有學者認為現代化和民族的文化傳統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經很少再聽到這種聲音了。我們長期反思的結論是：現代化不能完全丟開自己的文化傳統，不能離開自己的出發點，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與文化。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時候，中國的唐代就已經迎來了自由歌唱的歷史時期，唐代的多元繁榮是中國文化史的最輝煌的記憶。 多元共生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它是多元的，具體可以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我們過去講中國文化，一般都講黃河文化，以黃河文化為基準，因而黃土地文化、農耕文化、內陸文化、寫實主義文化等等，成為人們概括中國文化的常用語言。但長江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不同於黃河文化的範例。甚至長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現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長江上游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造型和黃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誇張的千裏眼和順風耳，充滿了神奇的想像力，甚至使人懷疑這是中國人製作的造型嗎？從這些青銅器的構造上，我們約略可以想像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帶有青銅器的剛性。而長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參觀河南的博物館，看到黃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各種鼎器的造型渾厚莊嚴，有力度，感覺很震撼。後來館長帶我去看另一處存放的青銅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輕巧，下座雖大，腰身卻很細，年代也跟黃河流域差不多。館長讓我想想是哪裏出土的？我說可能是三楚。他說是啊，『楚王好細腰』嘛。宮廷的審美取向已經影響到了青銅器的造型。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楚文化確實有自己的特點。長江下游的浙江則有大規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飾物，而且有生產工具和軍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劍等等。所以考古學家懷疑，我國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個玉器時期。這些潔白堅硬的玉器，或許也可以讓人聯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徵。 所以，不僅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不同，長江上中下游的文化也有很多差異。黃河文化的那些人們熟悉的特徵，不一定完全適用於長江文化。長江自古以來航運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聯繫起來，如果說黃河文化帶有內陸文化的特點，那麼長江文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海洋文化的特點。長江流域南面的嶺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廣泛的聯繫。 就學術思想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學術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態的文化。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佛教是在東漢時期由印度傳到中國的，這麼一個外來宗教慢慢變成中國自己的宗教，是由於儒家的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道教的產生也在東漢，當佛教思想剛剛傳進來的時候，起來進行反駁和討論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為道教是宗教，所以對另一種宗教的理念不能認同。南北朝時期的范縝寫過有名的【神滅論】，就是批評佛教思想的。他為什麼寫這個文章呢？據陳寅恪先生考證，范縝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師道，這是道教的一個分支，他反對佛教，是由於他有道教的家傳影響。 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宗教戰爭，但是中國這麼長的歷史，很少有宗教戰爭。這是由於中國的文化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特別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於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為傳統社會佔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漢以後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間。對於一個知識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補使得精神空間有很大的迴旋餘地，進退、順逆、浮沉，均有現成的學說依據，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儒家思想給人以上進的力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統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職、斥退、罷官的時候，道家無為的思想便可以給他很好的支撐。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讓他暢遊於山水之間。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總之生命個體不會陷入完全的絕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性的基本特徵。 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依據文化人類學的法則，文化傳統可以區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比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儒家思想，就是大傳統；而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則是小傳統。大小傳統是互動和互相依賴的，當大傳統遭遇危機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在民間文化中搜尋到它的碎片。所謂『禮失，求諸野』，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天到東南亞一帶，看到那裏的華族社會，其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性仍然相當牢固，甚至比我們國內看得更重。 中國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間斷的傳統，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和漢字有關係。漢字我們使用了兩三千年，從秦朝的統一文字到現在，一直是中華文化的載體，電腦盛行原以為會使我們的漢字遇到危機困難，實際結果卻並非如此，現在漢字進入電腦極為方便，說明我們的漢字在現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我們文明不間斷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紀初前半期，許多志士仁人以為漢字將成為現代化的『累贅』的想法，未免是杞人憂天。不過從清朝中葉以後，中國的發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後面。不少史學家喜歡講清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歡講『康乾盛世』，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中國落後的直接觸點其實還是發生在清朝。由於康熙晚年到後來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與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關係，使中國處於與世界隔絕的狀態。唐朝為什麼那樣強大而且繁榮？胸懷寬廣地與中亞以及其他國家建立穩定的文化商務關係，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很願意跟中國交流，但是清朝統治者不接受他們伸出來的手。顯例是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以給乾隆祝壽的名義率船隊來華，帶有喬治三世國王給乾隆帝的祝壽信，希望與中方簽署一項貿易協定，並在雙方首都互設使館。清朝認為根本無此必要，價值1.56萬英鎊的600箱禮物收下了，馬戛爾尼則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於空手而歸。我以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統治者主動放棄了交流的歷史機會。否則，如果當時能夠主動打開和歐洲經商的通道，後續的發展也許就不是後來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國的大門被西人的船堅炮利打開，歐風美雨狂襲而至，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發生了危機。1911年持續幾千年的帝制解體了，最後一個皇帝被趕下了龍椅，以『三綱五倫』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傳統社會的大傳統，還能夠繼續發用嗎？中國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生？或者換句話說，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性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傳統中國經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順利地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百年以來一直存在爭論，直到今天仍不能說已經獲致完全的解決。 回歸原典：國學和經典閱讀 百年中國以來的文化傳統是處在流失與重建的過程之中。文本的經典閱讀、文化典範的薰陶和禮儀文化的薰習，是重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一些必要途徑，行之有效。 晚清民國以來的百年中國，是我們民族的固有文化傳統解體與重建的過程。這個過程一直隱含着、存在着兩個真實的問題，即第一，到底如何重新詮釋自己文化傳統的價值？第二，實際上存在一個民族文化的重新認同問題。因為從清末到民初到五四乃至後來，長時期唯西方是舉，只知有『西』不知有『東』，而且經常的口號是：『要與傳統徹底決裂』，結果使得中國自己固有的文化傳統嚴重流失，流失到自己不能辨認自己。 九十年代初期，我和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先生，有過一次文化對話，後來發表在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上。金先生是有名的文化社會學家，他長期致力於現代化問題的研究。他說，中國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見。上世紀二十年代，反傳統的思潮呈壓倒之勢，對傳統當然不想看。可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傳統大面積流失，即使想看也不容易看到了。是不是現代化必然要告別自己的文化傳統？人們發現，東亞的一些國家並不是如此。比如日本，雖然早期也有過『脫亞入歐』的潮流，可是後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自己的傳統保存得相當完好。甚至比我們的現代化先行一步的台灣，也沒有和中華文化傳統徹底脫離。早幾年到台灣的時候看到濃濃的人情味，傳統的特徵非常突出。而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呈現於當代社會的，的確少之又少。所以『中國和自身脫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五四反傳統，主要檢討的是社會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傳統。五四精英、上一個世紀的文化先進，他們雖然不留情面地批判傳統，但他們本身又是受傳統薰陶的有十足中國文化味道的從業人員。胡適反傳統算是很激烈了，但他的身上，仍然保留有十足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他們那一批人很小就留學國外，甚至十幾年、幾十年在國外，但他們不發生文化失重的問題，文化的根始終在文化中國。像陳寅恪先生在國外的時間非常長，到過很多國家，但是他的文化關切、學問的中國文化根基，始終沒有變。1961年詩人吳宓自重慶赴廣州探望寅恪先生，他的印象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吳宓日記】續編，1961年8月30日條，三聯書店版) 我們文化的小傳統，即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後來也在相當一段時間遭到了破壞。我們一兩代人都是在大小傳統齊遭毀損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很少有機會接受傳統文化典範的薰陶，從而成為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特別是動亂時期，提倡學生揭發老師、子女揭發父母、同志揭發同志、街坊揭發鄰裏，全民大揭發，中國人的人性尊嚴喪失殆盡，對社會基本倫理價值的傷害是難以想像的，也是難以彌補的。我認為這個影響直到現在也不能說已經完全成為過去。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隨着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政府和民間做了許多重建傳統的努力，取得的成效昭昭可睹。但由於長期與傳統脫節所造成的文化斷層，一時還不能完全找到與傳統銜接的最佳途徑。人們看到的大都是比較淺層的模仿或沒來由的懷舊，而缺乏民族文化傳統的深層底蘊。 我認為當今文化傳統的承續與重建，有三條途徑比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經典的閱讀，第二是文化典範的薰陶，第三是禮儀文化的薰習。 中國文本典籍之豐富，汗牛充棟不足以形容。中國很早就有修史的傳統，各朝各代都有完整的史書，不包括【資治通鑑】，就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還有各種野史筆記，也都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史書之外，還有叢書和類書。當然按傳統的『四部之學』，史書是『乙部之書』，另還有經部之書、子部之書，以及數量更大的個人作品集，也就是『集部之書』。 這麼多的典籍，專業的研究者尚且望洋興嘆，我們一般的公眾，該讀些什麼書呢？過去做學問打基礎，或者想積累自己的傳統文化知識，最初步的是要讀『四五四』和『百三千』。『百三千』就是【百家姓】、【三字經】和【千字文】，從前的發蒙讀物。『四五四』是『四書』、『五經』和『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是前四史，篇幅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全讀，選讀也可以。像【史記】，主要需要讀傳記部分，共七十二篇，故事性強，不難讀的。除了『前四史』，這幾年我一直提倡讀一點『經』。現在大家講國學，什麼是國學？國學這個詞在【周禮】裏面就有了，但是我們今天講的國學，不是歷史上的國學，歷史上的國學是國家所立學校的意思。今天講的國學這個概念，是晚清出現的，可以叫做現代國學。至少1902年黃遵憲和梁啓超的通信裏，已經在使用國學的概念，還不一定是最早。講國學最多的是章太炎先生。他一生有四次大規模地講國學，他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 國學是做中國學問的一種根底，最重要的是經學和小學。什麼是小學？小學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是過去做學問的基本功。也就是清儒常說的『讀書必先識字』。章太炎先生就是研究文字學的大專家。還有一個是經學，就是指【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詩是【詩經】，書是【尚書】，禮是【周禮】(還有儀禮、曲禮，稱『三禮』)，易是【易經】，也叫【周易】，樂是【樂經】。【春秋】也叫【春秋經】，因為是極簡短的史事記載，必須藉助於幾種『傳』方能看得明白。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我以為【左傳】最重要，最便於閱讀。由於【樂經】後來沒有傳下來，空此一『經』，所以便有了『五經』的說法。 現在關於國學有幾種說法，有一種說國學就是『國故之學』的簡稱，後來大家覺得這個範圍太大，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說國學是指中國的固有學術，包括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漢代的經學，魏晉南北朝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代的理學，明代的心學，清代的樸學等，這是學術史的一個流變過程。可是我覺得，要是把國學看成中國學術史，很多人會望而卻步，一般的民眾怎麼可能進入呢？因此我很贊成20世紀的大儒馬一浮的觀點，他說所謂國學，就是『六藝之學』，也就是『六經』。馬先生的定義的好處，是抓住了中國學問的源頭，把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稱作國學，這是天經地義之事。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精神，都在『六經』裏面。而且可以和國民教育結合起來。所以我主張我們的中小學、大學的一二年級，應該設立『國學課』，內容就是以『六經』為主。由於『六經』的義理較深，可以從【論語】和【孟子】入手。【語】、【孟】實際上是『六經』的通行本。熟悉了【語】、【孟】，也就熟悉了『六經』的義理。高中和大學的一二年級，應適當增加文言文的寫作練習。如此長期薰陶，循序漸進，百年之後，『六經』就可以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 所以今天講文本的經典閱讀，我想包括【論語】和【孟子】的『四書』是首先該讀一讀的典籍。【論語】、【孟子】再加上【大學】、【中庸】合稱『四書』，是南宋大儒朱熹把它們合在一處的。【大學】相傳為孔子的弟子曾參所作，【中庸】的作者據說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大學】和【中庸】文短理深，其實並不易讀。我的看法，主要還是要先讀【語】、【孟】。當然，開始階段，『百三千』即【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等蒙學讀物，讀一讀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以前這些都是生之為中國人的必讀書，現在讀這些書，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補課，是為了改變百年以來的文化斷層增補的幾門必要的傳統文化課。至於老莊、諸子、古文、詩詞、戲曲、小說，還有佛道經典，應該如何選讀，是另外的問題，這裏就不一一談及了。這是我講的關於文化傳統重建的第一點，文本的經典閱讀。 第二是關於文化典範的薰陶。一個文明體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留下了無窮無盡的文化典範。文本經典也是一種文化典範。此外古代的建築，包括宮廷建築、百姓民居、佛道教的寺廟和道觀，大量的地下發掘文物，以及各種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能夠流傳到今天的，許多都是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典範。還有歷史上的傑出人物，也是文化典範的代表。中國是講究人物的國度。三國人物，魏晉人物，盛唐人物，晚清人物，都是有特定內涵的人物群體。我們通過和這些文化典範的接觸與對話，接受文化典範的薰陶，是文化傳承和重建文化傳統的一條重要途徑。 第三是禮儀文化的薰習。禮儀文化的提倡，可以喚起人性的莊嚴，可以幫助人們恢復對傳統的記憶。中國是禮儀之邦，可是實事求是地講，當代中國也是禮儀文化流失得最多的國家。禮儀的核心是一個『敬』字，所謂無敬不成禮。所以孔子說：『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朱熹對這句話的解釋是：『禮以敬為本』。禮敬，禮敬，如果沒有了敬，禮就不存在了。因此中國人的習慣，拜佛也稱做『禮佛』、『敬佛』。其實『孝』的內核也是一個『敬』字。孔子認為如果沒有了『敬』，人類的『孝』和犬馬的『能養』便無所區別了。如果聯繫我們的節日慶典和日常生活，隨處都可以看到禮儀缺失的情形。比如中小學生的校服，大都是質量很差的運動裝，根本和校服不是一回事。校服必須是禮服，國家典禮、學校開學和畢業的典禮，以及學位的授予等莊重的場合，學生應該穿上校服，又好看又精神，很合乎禮儀。 總的來看，百年中國以來的文化傳統是處在流失與重建的過程之中。我說的文本的經典閱讀、文化典範的薰陶和禮儀文化的薰習，是重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一些必要途徑。包括於丹對【論語】的解讀，我個人也並不輕看，因為她旬日之間把儒家最基本的經典【論語】送到了千家萬戶。當人們對傳統的文本經典已經陌生的時候，她讓大家對【論語】重新產生了一種親近感。她幫助普通民眾拉近了與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距離。 我的願景是，希望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同時也走向自己文化的深處，是世界的中國，同時也是中國的中國。這次就講到這裏，謝謝各位。 演講人：劉夢溪 劉夢溪，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文化】雜誌創辦人兼主編，藝術文化學和藝術美學暨文學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近年出版的主要學術著作有：【傳統的誤讀】(1996)、【紅樓夢與百年中國】(1999)、【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2007)、【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論國學】(2008)等。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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