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些年，我在研究出版業體制改革和技術轉型問題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放鬆對『出版文化理性問題』的研究，而且經常性地呼籲業界關注這一問題。為什麼會如此執着呢？主要是出於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考慮。
(一) 從理論上講，出版業是內容產業，它的最本質特徵是內容，內容為王，品牌無限。自從人類社會有了出版和出版業以來，它的載體跨越幾千年，由甲骨到鐘鼎、到縑帛、到紙張、到互聯網，發生了根本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變革，但它以內容積累文化、傳承文明的本質特徵卻始終如初。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以不變應萬變；從載體角度講，則是萬變不離其宗。一直到今天的市場經濟體制選擇，我們說出版業當然要講究裝幀藝術，講究宣傳造勢和市場營銷，但能否贏得讀者、贏得市場，最終還是取決於內容，取決於你的內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乃至滲透力和穿透力。 我們大力倡導全民閱讀，甚至把推進全民閱讀提升到國家層面來運作，其根據在於：對於一個人來講，閱讀決定着他的文化附加值及他對社會的貢獻和社會對他的肯定及認可的程度；對一個團體來講，閱讀決定着這個團體的核心競爭力的大小及社會影響力的強弱；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講，閱讀決定着它的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的水平高低及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等等。但這裏講到的閱讀，蘊涵着一個前提，那就是他讀的書必須是有內容的，是符合『出版文化理性』之本質特徵的。出版界的先賢們講：我們重視國家和社會進步，就不能不重視教育進步，我們重視教育進步，就不能不重視書業進步，書業規模相對小，但對國家社會的影響較之其他行業更為大，其道理也在於此。 從實踐上講，在中外近現代出版史上，凡是做得有影響的、有出息的出版企業，無一不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商務印書館歷經百年而不衰的秘訣就在於把對文化理性的追求與對商業利益的追求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以文化理性為體，商業利益為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基本上沿襲了這條路徑。德國的蘇爾塔普出版社，規模並不為大，但其社長翁澤爾德逝世時，德國總統和歐洲政要紛紛前來送行，何故之有？因為這家出版社的『彩虹出版計劃』為戰後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信仰及精神支柱，持續地提供了2000餘種優秀出版物。 在當前，『出版文化理性』問題尤其應該給予高度的、足夠的重視。因為我們進行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出版生產力，而解放和發展出版生產力的目的就內在地蘊含着提升出版物內容質量這個基礎和前提；因為我們正在加快傳統出版業向現代出版業的轉型，而轉型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這樣的目的就理所當然地要求你傳播的內容富有文化理性的魅力。應該清醒地看到：體制改革為我們提供了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真正實現，還要靠我們在內容方面的辛勤耕耘；技術轉型為我們提供了先進的傳播手段及載體，而這種手段和載體要真正發揮效力還有賴於我們在文化理性方面的精心策劃與全力打拼。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同志最近在講到行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時，也明確地、尖銳地提出了『內容創新能力弱，有影響力的精品不多』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在強調研究出版文化理性問題的緊迫性。 (二) 那麼，什麼是出版文化理性呢？我想嘗試着給它下個定義，以便我們的研究有所遵循：它是出版人、編輯人經過長期的學習、實踐、修煉而形成的一種綜合性的、決定或影響出版物內容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本質性文化品格。出版文化理性的內容似可分為核心層、核心實現層、核心輔助層三個層面。 所謂核心層，即是說出版從業人員，特別是(或主要是)編輯人員，要有文學的感性(喜愛文學，善於藉助文學貼近生活、發現生活和洞察生活)；要有藝術的靈性(未必有藝術的創造力，但至少要有對藝術、音樂等的消費習慣和鑑賞力)；要有哲學的悟性(能領會基本哲學命題的意旨，理解蘇格拉底、康德、黑格爾等大思想家的核心觀念，具備辯證思維能力)；要有史學的智性(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對歷史現象的複雜性、歷史運動的規律性有冷靜、清晰的認知和客觀、公允的評斷)；要有科學的理性(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科學素養及科學精神)；要有倫理的德性(比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恪守職業道德，保護他人成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核心層的規定性實際上回答了出版業積累文化、傳承文明的主體的基本規定性和普遍規定性。一些老牌出版單位的歷史久遠、丰采依然，一些新銳出版單位的後來居上、影響斐然，就是因為有這樣一批具有『六性』的編輯家或編輯大家。編輯因其供職的專業方向不一樣，對於這『六性』的擁有可以有不同的側重，但一般來說都應該具備。 所謂核心實現層，講的是文化理性的實現能力。即在這種文化底蘊和文化涵養的基礎上，出版從業人員，特別是編輯應該具有較好的判斷力、親和力、文稿統轄能力和文字駕馭能力。判斷力講的是選題的策劃能力，親和力講的是對作者的選擇和尋找能力，文稿統轄能力講的是謀篇布章能力，文字駕馭能力講的是語言的加工和修改能力。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編輯才能設計出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選題，才能尋覓到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作者，也才能編輯出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書稿，最終也才能形成具有較高文化理性的品牌。 所謂核心輔助層，講的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外在形象。包括交往中的禮儀，要溫文爾雅、風度翩翩；包括彼此間的尊重，要設身處地為對方着想，即便是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也充分尊重對方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包括對於承諾的遵守，講話嚴謹，留有餘地，言必信，行必果；包括談吐的詼諧幽默，還有討論的情趣與風趣等，這方面的要求既是文化理性的延伸與體現，又是對文化理性的進一步提升與發展。 (三) 關於出版文化理性的養成，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探討。 從個體來講，就是要在對單位、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有一定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礎上，自覺地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質。出版物的內容質量包括其科學性及感染力，說到底是編輯加工後的產物，儘管作者的資質舉足輕重，但編輯的選擇權及把關水平在出版加工這個環節上則是決定性的，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編輯的選題策劃能力及對作者的遴選能力更是首當其衝，無可替代。那麼編輯人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質的路徑是什麼，在哪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堅持不懈地把閱讀、寫作、談話交流或演講逐步修煉成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所謂基本生活方式，就是生命中須臾不可離開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它與生命同在。社會分工的其他門類，可以多讀書或少讀書，多寫作或少寫作，多說話或少說話，而出版人、編輯人則必須把閱讀、寫作、交流作為自己的生存方式，一日不可或缺。要把讀聖賢書、寫經國文章、講深邃思想，作為自己長期追求、鍥而不捨的目標。古往今來，那些有作為的出版大家、編輯大家、文化大家，哪一個不是飽讀之士、飽學之士，哪一個不是與書相依為命、相伴終生的？ 從單位講，應該體現文化管理的原則與要求。有同志講出版企業的管理，經過了經驗管理、科學管理的階段，現在進入了文化管理的新階段。文化管理就要體現文化理性原則，怎麼體現這一原則呢？就是不只強調外在的東西，更關注其內在的素質。比如說像錄用新人，除了看其學歷的高低之外，更主要地還應看其是否喜歡書，喜歡讀什麼樣的書，讀了以後能否產生有靈氣的感悟；其次，在績效考核評估方面，應有讀書和寫作乃至交流方面的指標。以往的歷史證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嚴管之下必有精英。再次，出版單位要有意識地營造那麼一種氛圍，在這個氛圍裏，人們會於不知不覺中、日復一日地養成着自己的出版文化理性。例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飯後散步，互相比拼着背誦【紅樓夢】、【三國演義】的某些段落。 從社會講，我以為至少有兩條：一條是社會在倡導重大政治活動時，既要重視其政治目標的實現，又要重視從文化理性養成的角度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比如我們提出要在全社會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指導思想和共同理想，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還有社會主義的榮辱觀等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如果我們不僅從政治方面，而且也從文化理性方面來理解和部署核心價值體系的宣傳教育工作，無疑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無疑會使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合乎邏輯地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蘊的基礎之上，從而也使政治目標的實現有了更可靠的依託。 另外一條就是，對現行的新聞出版行業准入考試增加文化理性的內容。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審視，目前出版編輯行業的資格准入考試及資格登記工作等顯然都是必要的，但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現這種准入考試也存在某種局限性。因為它測試的還是很一般的工具性知識、功利性知識而沒有進入到文化理性的層面。這顯然不大有利於編輯大家、出版大家、思想大家、文化大家的產生與養成，也不利於人們向這方面的努力。可以考慮在這種考試中，設置申論或對策性考題，給考生留下可以文思馳騁的空間，讓他充分展示自己的文采與文筆，張揚自己的文化理性及胸懷天下的某種抱負。’ 郝振省 (作者為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所長)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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