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學傳統的東西』是什麼？
――關於國學爭鳴的史料補充 光明日報『國學爭鳴』欄目刊發了人民大學國學院梁濤先生的【論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和方法―――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國學』版12月7日)，針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劉澤華先生的文章【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歷史教學・高中版】2009年第10期)進行商榷，很有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以下簡稱前文和後文)。 在歲末之際，兩位名家關於『國學問題』正面交鋒而且觀點相反的討論，在國學界乃至學術界十分罕見。若能深入地良性地探討，定能促進國學研究的推進，成爲一件學術盛事。這兩篇文章，前文針對後文提出反對，偏向於文化角度；後文針對時下國學熱提出質疑，傾向於歷史方法。 但兩篇文章有個明顯的交匯點就是如何認定『國學傳統的東西』：兩篇文章提到的『二三十年代』(前文)以及『五四以來』(後文)正好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提到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前文)以及『傳統文化的價值判斷』(後文)正好是那時國學研究的重點。遺憾的是兩位先生的文章課題較大，如立場、態度、質疑，而對於『國學傳統』並沒有具體內容，致使討論基礎薄弱，立論說理空泛。 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文化史和現代歷史學有兩大重要文獻：胡適撰寫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和傅斯年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胡適主張用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傅斯年主張『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現在根據這個研究國學的方法和意識，認真整理一下相關的史料。以期回答兩位先生提到的『國學傳統的東西』是什麼？也可供更多的國學研究者作爲基礎文史資料參考。 其實，五四以後對於『傳統文化』的定義解釋，代表是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的總結性論述：『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王觀堂輓詞序】)，他在1931年清華大學20周年紀念時，指出在國文教學時『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內容』，『此重公案，實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具體說來是： 第一，傳統文化偏重於建章立制、感化教育。 建國之肇，立法爲先。南京國民政府首任司法院長、耶魯大學民法學博士王寵惠在1929年提出『自司法院獨立以來，司法獨立之真精神，甚爲一般民眾所注意』，『而其總因，則實由於軍閥專橫，對於司法事務，或漫不加意，視爲具文；或惡其害己，時加蹂躪』，『顧念責任所在不能不確定司法改良之方針』(【法律評論】第6卷第21號)。之後，他又主持指定第一部刑法，使文化精神在法制範疇有了實踐。 文化的功能進一步拓展，由關注『精神文明』轉變爲引領社會風氣，重視感化教育。1933年丁文江針對日本侵略國民的社會覺悟問題，提出了『養成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爲結晶品，發生出有效能的行爲』(【抗日的效能和青年的責任】，【獨立】第三十七號)。 在抗戰期間，文化的視角更深入到社會領域的各個角落，如蕭公權在1947年，【大學生的抱負】中說『當時學風頹弊，大可憂慮』，『「腐化」與「惡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於社交、娛樂。惡化的青年人投身於妨礙學業，影響治安的活動』。(蕭公權著【問學諫往錄】)文化性在社會領域『責任與擔當』極大地提升了國民的覺悟和思想道德水平。 第二，傳統文化傾向於自省自立、自主自強。 新民主主義時期，各類戰爭頻繁，軍閥戰爭、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促使國人審慎地看待傳統、歷史、文化等問題。經過比較鑑別後，文化傾向於自立自強。如傅斯年在抗戰兩周年之際著文：『我們民族充分表現其偉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以後的中國歷史，要比四千年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光榮偉大。所以這次大艱難，已是締造將來的大光榮的基石』。(【傅斯年選集】) 再聯想到傅斯年在【東北史綱】『就歷史以論，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發祥地』的論斷，可見文化自豪感逐步增強，以至於王雲五在1944年詳細論證『日本的文化本由我國東傳，久而久之，我國隨時代變遷而不甚使用者，日人卻繼續使用』(【新名詞溯源】，王雲五著【舊學新探】)。 隨著文化民族性地增強，國人對於民權問題逐漸融入文化的內涵。胡適【獨立評論】第一號『引言』：『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胡適著【丁文江傳】) 第三，傳統文化注重於融合中西、發揚光大。 首先，政界認爲應該在科學領域趕上西方。在抗戰期間，王寵惠在剛任完外交部長的1943年撰文，再次認爲『戰後之文化建設，絕非某一種文化推行於全世界』，我國『道德之修養，爲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而科學之運動，乃對西方文化之迎頭趕上』，這樣『我國數千年悠久之文化，必將對新時期的文化有重大貢獻』。(【文化建設論】，【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一號) 其次，教育界認爲要發揚中國文化必須學習科學方法和先進技術。如蔣夢麟抗戰期間寫了【西潮】一書，書中說：『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嚴重的副作用。此項工作有賴於實驗與科學研究，因爲實驗和科學研究是推動心理、社會、工業各項建設的基本工具。不過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產物。』 再次，學術界則認爲，若未來不加以融合，外來文化在中國將不會發揮作用。陳寅恪在1931年【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認爲：『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真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歸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我們自古就有『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文典研究傳統。胡適的歷史考證法是『包括下列諸步驟：避免先入爲主的成見；尋找證據；尊重證據；讓證據引導我們走向一個自然的，合乎邏輯的結論』。這對於我們這次國學討論(包括兩位先生)的啟示是：先不要忙於國學的『立場』和『質疑』(如新文化的『中國道路』或文化的『價值判斷』)，還是應該踏踏實實多找國學史料，沉下心來多做基礎性工作，然後再謹慎合理地探索『國學』結論。 任國征 來源：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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