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研究員：細論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觀』（2）

從實質上看，『歷史三峽觀』將所謂中國近現代政治轉型的目標，視為『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形態』

然而，從實質上看，『歷史三峽觀』又存在很大的缺陷，表現在:其一，『歷史三峽觀』中的『民治』以西方民主為藍本，將所謂中國近現代政治轉型的目標視為『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形態』。對於『從帝制轉民治』，唐先生說，在這個轉型期接近尾聲的階段，回看百年史實，便知一部『中國近代史』，實在是一部從中古東方式的社會形態，轉向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形態的『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史』，也可叫做『中國現代化運動史』。他從主觀上脫離中國近現代政治社會的歷史實際，將『現代西方式的社會形態』作為中國近現代政治社會轉型的先驗模式和價值取向，並以此衡量其轉型成功與否。

歷史事實是，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帝制，但由於移植和推行水土不服的西方政黨政治，民主共和變成了軀殼而徒具虛名。正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特別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共產黨不懈探索並成功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以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為基本特徵，而非西方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如果中國近現代政治社會以實現西方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為政治發展目標，由於與國情不相符，不僅走不出所謂『歷史三峽』，而且必將走入歷史的死胡同。

其二，『歷史三峽觀』在西方民主價值的窠臼下，不加分辨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的政治衰敗命運和新中國人民民主的本質，而漠視新中國人民民主的劃時代意義和歷史方位。唐先生說:『吾人要知道，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還認為，新中國的政治特性表現為『「轉型期」中最後一個有階段性的政權』。他雖然把走出所謂歷史『三峽』寄希望於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卻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政治衰敗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立新中國，看作一個整體而不作歷史的區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政治前提。從歷史條件上說，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如果存在所謂歷史『三峽』之類的話，莫過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推翻這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從此人民當家作主，中國人民的政治地位發生了最廣泛最深刻的變革，中國從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實現了向人民民主的偉大跨越。因此，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早已使中國社會走出了所謂的歷史『三峽』。

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觀』並沒有找出通過所謂『歷史三峽』的發展道路

唐先生的『歷史三峽觀』儘管對歷史前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但他並沒有找出通過其所謂『三峽』的歷史發展道路,徘徊於『知』與『不知』之間。唐先生說:『變它200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或問:這新的定型是個什麼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他也曾在回答友人關於『歷史三峽』問題時說:『現在這個歷史三峽還沒有完全通過，袁世凱、蔣介石都改變不了，但他們有運氣碰上。這是我個人的謬論，我也不敢講我就是對的。什麼時候出峽，我也不知道。』但『歷史三峽觀』又預測，中國到2040年或21世紀中葉有可能通過『歷史三峽』，也就是結束『帝制』向『民治』的轉型期，實現『民治』。

『歷史三峽觀』之所以徘徊於這種『知』與『不知』之間，根本原因在於其缺乏理論的『基本內核』和實踐的『定律』，也就是什麼是中國近現代政治社會中真實的而非虛幻的『歷史三峽』，如何現實地而非假設地走出這一『歷史三峽』。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唐先生。從唐先生預測的中國可能走出『歷史三峽』的時間表回到現實，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戰略目標實現的動力源泉無疑來自於人民民主和人民群眾歷史主體性的充分發揮。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