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國學本是北方文化的產物，也是以北方與中原爲中心的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與學術的獨特反映與表現形態。但早在春秋時代就傳播到江南地區，並歷史地形成了具有獨特學理內涵與精神性格的江南話語譜系。在以後漫長的中國思想與文化史上，日益成熟的江南國學不僅對北方儒學系統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力地促使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知識增殖與價值多元化，同時，以經濟與文教發達的古代江南社會爲中心與根據地，江南國學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與精神文化生態。從江南文化角度關注國學，既顯示出國學存在方式的多樣性，進一步開拓了研究的學術空間，同時也可以使我們的理解在內容上更加豐富，在細節上更加真實與生動。有鑑於此，我們邀請相關專家就此進行對話，並希望能有更多關心國學及其現代化問題的同仁予以關注、參與和批評指正。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十幾年前，在哲學上以不同於康德、黑格爾的尼采、海德格爾爲代表，在文學上以不同於雪萊、拜倫的荷爾德林等人的詩歌爲代表，『詩哲』一詞開始流行，當時的很多人把他們看作『詩與思的對話』的典範。其實這是有很大問題的，西方人的理性過於成熟，和詩對話起來總是隔著幾層，特別是這種對話有明顯的宗教旨向，因而我更傾向於把它們看作是一種『思』與另一種『思』的對話。在研究中國詩性文化時，我開始有意推崇『詩與思的中國對話』，它的中介是自然，沒有宗教與神的壓迫感。如孔子嚮往的『齊魯春風』，莊子展示的『南華秋水』，與海德格爾講的『死』、『操心』，與荷爾德林在黑夜中的流浪很不相同。再後來，我還發現更好的對話在江南詩性文化中，與北方相比，江南的詩性少了一些倫理束縛，多了幾分感性的溫存與親切。江南國學是在江南詩性文化土壤中自然開放的花朵。它是學問，但更是詩。 姜曉雲(南京師範大學博士)：維柯有一個基本的思想，一種東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從文化起源上看，江南文化就有劉先生指出的這種『自然生發』的詩性特點。史初的江南經濟地理環境比較特別，一方面自然條件比較優越，從個體生存的小生態環境來看，這個地區『地勢饒食』，易於爲生，以至使人產生了一種對自然環境的自然順應感和深度倚賴感，『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自然詩性思想的悄然滋生，應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從群體生存的大生態環境來看，誠如童恩正先生所言，江南地區由於山、河、林、沼等自然的分割與障礙，人們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圍的平原上發展自己的文化，從而形成了一個一個自然獨立的『文化龕』。在這種自足、閒暇、鬆散、少爭的自然生發狀態之中，倫理的教誨讓位於審美的觀照。江南文化所呈現出與北方文化中『百川東到海』式的大一統場面明顯不同。可以這麼說，史初江南文化具有的這種自然詩性，是江南文化的思想內核，也是其今後與北方文化進行『詩與思』對話的『本錢』。在南、北文化的不斷對話與融合中，江南國學形成並日漸繁盛。 查清華(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從源頭上看，江南國學的獨立成型當始於先秦時期。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將先秦學派分爲南北，南派以老子、莊子(包括列子)、楊朱及其門徒爲正宗，以許行、屈原爲支流。地理環境的差異決定南北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由此形成南北學派的不同特色：『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系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憂，故常達官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這些概括相當精闢，不但在古代中國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即在今天仍然可見南北文化精神的種種差異。 劉士林：自然環境對精神生產的影響一直受到關注。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談到義大利時，就特別強調南北義大利人在性格與審美上有很大的區別。國學是北方與中原文化的產物，但自春秋時代傳播到江南以後，受江南特殊的自然條件、生產與生活方式的影響，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形成了獨特的性格與譜系。以後，江南國學不僅對北方儒學系統有重要影響，也影響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與精神文化生態。但以往的正面研究很少，從屬於江南區域經濟、宗教、社會史、文學藝術研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查清華：就文學而言，自然環境對文學生產的影響就特別值得關注。丹納的自然環境理論對我們很有啟發，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亦論及自然環境對我國南北文學生產的影響：『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著之文，或爲言志、抒情之體。』指出江南抒情文學發達的一大關鍵。地理因素又會影響區域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從而作用於精神生產。這一層丹納在實證分析歐洲文藝時未能推及，不免有自然環境決定論之嫌。而梁啓超【中國地理大勢論】就關注到『四圍社會之影響』：『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各爲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爲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爲優。蓋文章根於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 姜曉云：我在搜集相關研究資料時，也發現在江南國學歷史發展進程中，很少見到高高在上的、一本正經的聖人聖師，也很少看到被奉爲圭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和經典，卻可以經常看到許多自然通達、博學清言的學者。記得馮友蘭先生在講述兩晉時期不同思想流派的學者相聚時，往往從事所謂的『清談』；而當談到精妙處，即『非非』處時，往往相視無言而會心微笑。我想，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美妙的學術交流方式，充滿著詩意，與北方倫理化了的教誨方式顯著不同。可能正是因爲江南學人本著這樣的學術交流方式，爲此他們在與包括北方思想在內的不同學術思想開展『詩與思』的對話時，能夠不斷從對方身上發現自己本初的詩性文化特質，從而在更高精神層次上發現、呈現、回歸自身。從東漢王充的自然天道觀，到以後的玄學、南禪、理學、心學、樸學，在歷史上不同發展時期，江南地區不僅進一步接受了源自北方的國學，而且通過加入自己的詩性文化因子發展了國學。可以這樣認爲，東漢以後國學的發展與新變，主要源自江南，特別是江南的自然詩性思想。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自由探究學術的思想、態度和方式，也非常有利於學人之間的互動和學術更爲廣泛的傳播。江南學術流派的形成、學術世家的興盛、書院的發達和科舉的興旺，以及市民文化的繁榮，就是重要表徵。據統計，清代在江南貢院裡中舉、又在京城會試中高中狀元的，蘇、皖兩省就有58人，占據全國112個狀元總數中的半壁江山；當時全國有縣級以上官員2000多個，其中有一多半是從江南貢院裡走出來的，側面可見江南學人之間相互學習借鑑程度之深、成效之廣。當然，文教的發達反過來也促使江南國學越來越興盛。 劉士林：按照劉師培的說法：『魏晉以後，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其後』。隨著江南的發達，這種狀況越來越明顯。乾嘉時代，以沈彤、江聲、余蕭客、褚寅亮、洪亮吉、孫星衍、王昶、王鳴盛、錢大昕爲代表的吳派，以程瑤田、金榜、洪榜、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爲代表的皖派，形成了『一代學術幾爲江浙皖所獨占』的局面。江南國學開闢出清新、細膩、在思維上更加抽象與純粹、在感受上富有人情與美感的一脈，代表著國學的新形態，顯示出國學存在方式的多樣性、內容上的豐富性以及細節上的真實與生動。 查清華：南方學術日昌，以承接先秦老莊的魏晉玄學興起爲標誌，玄學影響達數百年，期間不僅促成玄理思辯的發達，而且使明自然、順心性的南學精神在文學領域得到空前張揚：一是以謝靈運、謝I爲代表的山水文學的發達；二是以民歌和宮體詩爲代表的艷情詩的繁榮；三是對文學語言、音韻等藝術形式要素的美學追求。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都區別於以儒家傳統爲內核的北學傳統，這些具有獨立精神的巨大突破足以『致北方學者反瞠其後』。 劉士林：除了環境因素之外，江南人的性格在江南國學的發展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少江南學者都很有個性，並表現出江南學人特有的優雅氣質。【北史・儒林傳序】云：『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書・文學傳序】亦稱：『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查清華：【漢書・地理志】就說過：『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指出人的性格具有區域化特點。由於地理環境不同，南北人的性格也有差異。比如剛才說到江南的抒情文學較北方發達，這也和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有關。【顏氏家訓】就述及這樣一個細節：『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 顏之推注意到江南人的性情更加細膩婉約，儘管他接著說：『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以示自己並不否定亦有例外。所以江南文人大多是情種，陸機『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緣情而綺靡』，鍾嶸『若乃春風春鳥……感盪心靈』 ，劉勰倡『爲情造文』，蕭統『屬辭婉約，緣情綺靡』，蕭繹說文須『情靈搖盪』……此後，極力強調文藝抒情性特徵的，大多在江南，明清時以吳中爲核心的江南區域尤爲突出。 姜曉云：江南國學不僅是一個共時性的存在，更是一個歷時性的存在，是兼收並蓄、不斷疊加累積的歷史產物。史初江南文化是以『質有趨靈』的詩性存在方式，標舉以自然爲中心的詩性觀念，進入中國人的精神版圖的。秦漢時期江南地區一方面遠離政治中心，『在山泉水清』，對原有詩性文化傳統保存較好；另一方面學術文化又受到業已占主流位置的儒、法等北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壓制，學術話語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異端』色彩。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佛學進入江南，與江南本土的道教風雲際會，不僅促進了玄、禪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與飛躍，還在哲學與藝術方面催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然美學思想。此後，江南地區充滿主體精神的心學的產生、富有實證精神的樸學的發展，無不引領著傳統國學的時代新變。明代的徐光啟更是本著『救儒補佛』的目的，首開『西學東漸』之風。總的來說，與北方地區相比，歷史上的江南地區並未曾遭受過大的戰爭和其它毀滅性的影響，自然詩性文化發展一脈相承，形成了自身的優勢與特色；同時由於經濟地理和社會人文方面的優勢，以及自身學術文化組織結構的鬆散與包容，使得江南國學在其發展過程中，能夠通過自然詩性與理性的相互觀照，不斷得以兼收並蓄其它文明成果，從而促進了自身學術文化的反思與超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士林先生在美學研究中重新發現江南，並重啟江南國學的整體研究，也是在現代化背景下對工具理性開展的一次『詩與思』的對話。相信在對話中我們會更好地發現自身。 來源：學習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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