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少搞『倒貼金』

1949年以後國學這個詞被冷卻了幾十年,這幾年又開始提起並不斷升溫,有時還炒得挺熱。現在的文化觀念,可以說是多元涌動。對國學的認識也不盡一樣。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應該展開爭鳴。下邊我提幾個問題:

一、如果國學以研究傳統的東西爲主,最好不要與現代的東西亂對應,少搞『倒貼金』。

古人的思維講究整體性,是一種集合性的思維。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爲中國的政治思維是一種組合結構,我把它稱之爲『陰陽組合結構』。所謂陰陽結構,就是有兩個命題互相對應。你很難用一個觀點一直說下去,講一個必然要引發出來另一個。比如講民本,許多學者由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出中國早就有了民主思想、民主主義。但是不要忘記了,中國還有一個詞:君本。君本、民本兩者是互相定義的。中國最早的民主,是『君爲民主』,也就是君王是民眾的主人,這與現代的民主概念是不一樣的。君爲民主,民爲邦本。這是一個典型的組合結構。你只抓其中一點是不行的。再如天人合一,只講一點可以把人提到很高的地步,我可以盡心、知性、知命,『我』和宇宙一體了,多麼偉大。但是這只是命題的一面,還有另外一個命題就是天王合一,天和王是合一的。天王合一是和天人合一糾纏在一起的。當王是天的體現時,那麼天人合一就要打折扣了。你講禮就是和諧,禮可不是禮貌,見面握握手,人人平等相待。禮的核心是講貴賤等級之『分』。在這種貴賤等級中,再求『和』。『和』不是一個獨立的命題,它與『分』連接在一起。你怎麼就能說中國古代的禮就是和諧呢?再比如說道,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這該是多麼豪放呀。當道與君王發生衝突時,又有『道高於君』的說法。光從這一點說,真是理性至上。但下面還有一個命題在等著你:王體道,王就是道,道從王出。當『王生道』,王『體道』時,你說這個道又是處在什麼位置?

陰陽組合結構,陰陽比重不同,就是陽的東西不能變的。比如講民本和君本,君本爲主,民本爲次、爲輔助。所以陰陽關係不能錯位。我想,通過這樣一個思維方式來解讀中國歷史的事實,可能比較接近歷史。所以我最不贊成的是把歷史抽空。把歷史抽空,不是歷史學家幹的事。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們的精神改鑄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這對古無所謂,但會影響對現今問題的探討和認識。

二、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過分誇張。

諸多先生談到中華文化就集中說精華,而且說得那麼美,反之,把『世界』說得那麼差勁,試問,『中華』在『世界』之中嗎?中華就沒有『世界』那些毛病?這符合歷史事實嗎?中華文化精神是複雜的系統,只說精華顯然不能成立。歷史都是在矛盾中展開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太美的一面。難道阿Q精神、醬缸精神等等,不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側面?不在矛盾中陳述,精華也顯示不出來。用美的詩意概括我們的民族精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未必有益。

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發展過程和文化傳統,因此要歷史地考察,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化精神,同時還要用『二分法』來分析,每個民族的精神都有積極面,同時也有消極面。

民族文化不宜分『優劣』,但我認爲,從比較的角度看,不同類型的文化有『先』『後』,所以才有『先進文化』的提出。一個民族內部有『先』『後』,各民族之間也有『先』『後』問題。從大局來說,『先』『後』首先是歷史階段問題。我還是相信歷史是有規律的,認爲經濟是基礎,文化等是上層建築,經濟發展的程度大體也決定了文化的發展程度。目前我們國家在世界大潮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發展階段?總的來說,應該是處於後進、後發的階段。這個『後』僅僅是點點滴滴的問題嗎?顯然不是,而是一個歷史問題。過去總是強調我們的所謂的『先進性』,又強行實現,過來的人都知道,這曾經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了極大的災難。這種超歷史階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說我們有這個或那個失誤,我想最大的失誤是強行超歷史階段。

如果國學、儒學指的是傳統之學,在中國、在世界的發展面前,從總體上說,它是上個歷史時期的東西。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養分,但從體系看,更多是阻力。無需過多責怪書生吳虞老先生『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何曾不欲把現代化扼殺在搖籃里!翻看一下【翼教叢編】不難找到殺氣騰騰、血淋淋的霸語。五四以來,國學、儒學、傳統文化並沒有中斷,『文革』似乎拋棄了傳統,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文革』恰恰是以特殊形式再度展現『傳統文化』。不管是用儒,不管是揚法,應該說都與國學有關。儒、法在鼓動封建專制主義上途殊同歸。

就我有限的知識和經驗,我對國學、儒學能加入現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懷疑態度。我不否認其中有精華,但從體系說與現代意識是兩回事,而且有歷史階段的差別。我認爲重要的是從歷史中走出來,而不是振興傳統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有與之相應的文化,這種文化的主旨和核心價值不可能來自於國學、來自傳統文化。這還有疑問嗎?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劉澤華 原文6800字 原載【歷史教學】[高中版]200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