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等纂修【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次年編成,隨後頒之學宮,影響巨大。【四書大全】雖是奉敕之作,在明代備極尊崇,但頗受學者非議,顧炎武對其『上欺朝廷,下誑士子』的評價受到了學者的普遍認同,官修【天祿琳琅書目】、秦篤輝【經學質疑錄】、皮錫瑞【經學歷史】等都引顧氏之論為據,對【四書大全】嚴加責伐,後世往往輕忽其存在。但難以否定的事實則是,【四書大全】是影響中國教育、銓選達數百年的重要文獻,正視其價值,客觀冷靜地評價其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理解明清思想文化史的關鍵之一。這需要從顧炎武的評價說起。
首先,並非『上欺朝廷』。顧炎武斥其『上欺朝廷』主要是因為【四書大全】取已成之書,而鮮有新見。實際上,朱棣的諭旨明確地給定了編寫體例:『【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余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朱、張諸君子性理之方,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世。』顯然,朱棣的諭旨是要纂修成與【大全】之名相符稱的,彙輯各種聖賢精義的【四書】文獻總匯。可見,採錄諸儒議論,本為朱棣御旨所示,引錄諸儒之作,乃胡廣等人秉旨而為,何『欺』之有? 其次,亦非『下誑士子』。朱子作【四書章句集注】之後,疏解朱子之作迭出,朱子弟子黃干即有【論語通釋】。而采朱子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德秀之【集義】(僅【大學】一書),祝宗道仿其體例而補足成【四書附錄】一書。其後蔡模有【四書集疏】,趙順孫有【四書纂疏】、吳真子有【四書集成】等。陳櫟、胡炳文則懲此前詮注【四書】作品泛溢冗贅之失,分別作【四書發明】,胡炳文作【四書通】,陳櫟的門人倪士毅又將二書合而為一,加以刪正,名為【四書輯釋】。胡廣等【四書大全】即是依朱棣的諭旨,多方采輯諸儒議論發明【四書】余蘊的材料,主要依據【四書輯釋】為藍本而成。【四書大全】刊行之時,該書【凡例】即明文寫道:『凡【集成】、【輯釋】(吳真子【四書集成】、倪士毅【四書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注,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凡例】所列採錄書目達一百又六家。可見,該書的本意即是綜匯眾說而成一統。刊諸【凡例】,『誑』從何由? 【四書大全】在明代被懸為功令,據【明史・選舉志】記載,明代科舉定式為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成為科舉考試的不二標準。同時,該書還被頒諸學宮,要求永為遵守,成為庠序課讀的範本,進德修業的標準。據高攀龍【崇正學辟異說疏】載,其後『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四書大全】成了明代儒生們為學的基礎,為人的準則。因此,我們固然要看到【四書大全】有封建教化的一面,但不得不承認,【四書大全】等三部大全,滋育了如薛u、王守仁等一代代精忠為國的儒士,尤其當變故之秋,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乏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井然,風教敦穆。高攀龍認為士林風節的形成與教育、科舉以【四書五經大全】為標準,儒士深受【四書】、【五經】的沐染有密切的關係。 【四書大全】不但是明代教育、科舉的重要文獻,同時,對於【四書】學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四書大全】實乃宋元明儒士的共同創作,並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宋元明時期【四書】的流變史。長期以來,論理學必稱宋明,元代在理學發展史上的地位隱而不彰。其實,元代不但在仁宗延v年間復科舉,以【四書集注】試士,懸為令甲,朱學的統治地位得到了鞏固。同時,元代儒士們對【四書】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是他們的孜L努力,明代儒士才在此基礎上開出了新的境界。【四書大全】的內容除了以【四書】原文,以及朱熹的【章句集注】為綱目之外,主要採錄了元代儒士的研究成果,該書在某種意義上是元代『四書』學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永樂之後的朱子之學、理學發展自然也留有元代儒士的烙印。元代【四書】學成果的整合又主要是通過【四書大全】實現的。 【四書大全】還推動了『朱子學』研究的深入。朱熹對『【四書】學』功莫大焉,但著述繁多,辨說亦多,其間也偶有問答未及審核者,也有其後考證未及追改者,還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因此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即使【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也時有9牾。這是因為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熹之書的儒者遂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真偽、年月先後,往往執於一見而詆排眾論。而【四書大全】匯次了有關【四書】的諸家論說,各援所據,不但使朱熹的思想更加明晰,而且對於理解孔子等儒家經典亦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人陸隴其論及三部【大全】時說:『【〖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雖纂輯之臣如胡、楊、金、蕭,無大儒在其間,故不無繁冗遺漏之病,而大義炳如,非程朱之學不載,足為學者準繩。蓋當時承宋元諸儒理學大明之後,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後能知聖人之道,永樂之政未有善於此時者也。自成弘以上學術一而風俗同,豈非其明效耶。』這是陸氏對包括【四書大全】在內的三部【大全】的比較全面的評價。 由此可見,了解【四書大全】的纂修緣起、成因,客觀評價其功能與作用,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對元明以來數百年文化傳統的認識、判斷的問題。我們以為,不論其存在着多大的缺失,都不應完全聽憑清人的評價,有意無意地否定它對於我們今天了解元明學術文化史的關鍵性作用。 作者:周群(南京大學)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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