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需要什麼樣的評論

中國社科院的李建軍，很多年前，寄給我們批評長篇小說的稿子。一讀，就知道這位作者對路子，【文學自由談】添了新同志。他的文章，很勇敢，說三道四全然無顧慮，又很單純，沒有繞進文壇的人際關係。他曾宣稱，他景仰的文人中，魯迅第一。可能是愛屋及烏，這個烏，是魯迅先生烏黑的鬍鬚。於是，印象中的李建軍，上嘴唇總養著一撇魯迅式的短胡。我其實不是要說他的鬍子。想說的，是他做評論的狀態。有一段時間，他張揚李四，質疑張三，除了整體的估價，更多的是，從作品的細部辨認黃金與黃銅，很詳實，不虛乎，常叫人有板上釘釘的感覺。比如他拿一些名家的長篇作靶子，很像是顯微鏡下使解剖刀，或者說人家這個詞用『過』了，那個詞用反了；或者說人家這句話疊床架屋了，那句話殘缺不全了。總而言之，話不留情，卻都在理，又含著見識。便覺這樣就好，無論對讀者，還是對作者，隔靴搔癢、隔山放炮的廢話越少，就越有警醒和提高。

　　　　但是有一天，我倆通電話，我卻鬼使神差地勸他改弦易轍。我說，不要學我，給人改稿，終無出息。就連一些有志向的編輯，給別人改了幾年稿子，往往都洗手不干，當作家去了。作爲評論家，吹毛求疵於作家的字、詞、句，你說得全對，也不顯得你多高明；你部分說對，或不小心大部說錯，肯定反落話柄。所以，偶一爲之，可以。但如過於上心，當作正事來做，只會像背人爬泰山，流大汗、掙小錢，費力不討好。

　　　　其實，我這樣說，是期望他不要孤家寡人，應該與時俱進，讓自己的評論罩上時尚的光圈。

　　　　建軍顯然不以爲然，但並不駁我，聽他電話里時而淺笑兩聲，表示出他的大度。不過後來慢慢發現，他的批評文字，似乎有意無意在減少甚或避免從前的『瑣碎』。於是讓人感覺，不斷修煉自己的李某人，已漸漸顯露出大牌評論家的氣象。

　　　　大牌評論家動筆，異於尋常寫手的地方，甚多。最突出的特徵，可用『宏大敘事』概括。這四字無須過多解釋，也不必四處搜羅例子。從一段時間內的文藝類報紙上，你可以找到許多範文。尤其是隔三岔五，整版整版地弘揚某人某書，則通常是宏大敘事的集中展演。此外，在各式各樣的文學研討會上，亦可隨時欣賞到宏大敘事的丰采。對此，想必讀者都已多有領教，這裡不做嗦的描繪。

　　　　只想說，宏大敘事，語聲高亢，屬於主旋律；詞藻高蹈，適合打廣告。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絕非偶然，是商品經濟時代的產物，深得上下左右各色人等的青睞。發展下來，自然而然就成了評論的一種格式和尺度。

　　　　有一回，在北京研討天津作家王松的小說。事後一家報紙要刊出發言『紀要』，我於是免了客套，整理出一段話，大意是:我和王松雖同居一城，平日各忙各的，反倒沒有機會聊天。前年，看過他一部小說，有幾句閱讀心得想說給他，因無緣碰面，故至今未遂。那部小說是一次參觀活動的產物，我一直覺得，寫作者平日深居簡出，幹活兒辛苦，偶遇熱鬧場合，完全可視爲呼朋引類的放鬆與調節。從組織者的角度看，採風之類，無非是行爲藝術範疇內的表演。既是表演，張羅者全有目的。作家們被盛情相邀，寫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的，投桃報李，用文字『配合』一下，倒是說得過去。而惟有小說這種樣式，作急就章式的呼應，則大不合適矣。所以趁今天祝賀王松的機會，說出一直想說的話――作爲已經步入成熟期的小說家，已經成爲不容文壇忽視的小說家，一旦進入創作的構思與操作，最好能以一種糾纏般的勁頭，揉搓自己熟悉的題材。凡屬陌生領域，又未經先行吃透，則應避免涉足。姑妄言之，僅供王松參考。

　　　　我這樣說，哪裡只是讓王松參考。因爲王松這回的寫作，在他的小說創作中，其實是個偶然，此前在題材上，不曾有過功利的表現。但就整個創作界看，並非個案，說給大家，或許有用。但等到『紀要』出籠，獨獨少掉這段話。記得那日與會者敘事多宏大，頌詞滿堂飛。我的試圖不同的聲音，其實取捨已定，自無發聲可能。常言說，世道如何如何，瞧瞧各類研討會，對文壇之世道，也就可窺一斑。

　　　　宏大敘事，以鼓勵作家爲己任。其實，作家是不用鼓勵的，尤其不宜用宏大敘事的方式去鼓勵。依我多年體會，很少有作家真心誠意地當自己是學生。他叫你『老師』，可能出於出道不久的禮節。羽翼豐滿之後，仍尊你爲師，往往已演變爲一種調侃。所以，對於作家的創作，你不妨實話實說，完全不必用虛話寵他。也是一次在北京參加研討會，慶賀重慶作家張於新書問世。此書圖文並茂，皆出自張於之手，令與會者驚呼一片。有人說，昨晚拿到書，大受震撼，徹夜難眠，今天來的路上，還收腳不穩，連翻幾個跟頭。據我耳聞，張於好身手，又能寫書又能畫畫，實在多才多藝。他的文章好，能簽高版稅；他的油畫好，能賣好價錢。我當場受左右感染，也特別想讚美他，而費勁想出的好話，卻全有人先我出口。但見張於還算扛得住，花言美語的頌歌前始終面帶謙恭。我猶豫半天，還是說了一段非表揚的話:

　　　　張於出版了一本展示他才華的書，今天又收穫到豐富的鼓勵。這是不容易的。很爲我的老鄉感到高興。以後的日子，張於如果想油畫玩得更好，文章寫得更妙，讓這兩件事情齊頭並進，當然是我們期望的。但這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如果做專業，張於最好在畫和寫之間有一個選擇，不然你的兩頭通吃，勢必兩頭撲空。因爲文學界不會承認你，美術圈也會置疑你。被人說三道四的結果，你可能就被耽擱了。你看眼下文學藝術圈裡頭，通吃、橫掃的角色，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創造才能的人，或者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忽悠才能的人。但我說的可能大錯，提出來僅供張於參考。

　　　　我又說了個僅供參考，其實並非只想說給張於聽。人在世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全才是極少的，『術業有專攻』的規律是不可以違反的。宏大敘事者不管這些，只要被研討的『才子』高興就拉倒。散會後張於說我講得對，其模樣很真誠，我也就放了心。我這人的性格，自知有弱點，說話常無遮攔，又生怕惹人賭氣。

　　　　看而今的評論，宏大敘事已經蔚然成風。聽發言，看稿子，很容易就打頭碰臉，叫人避之不及。有時候，忽然心中一動，不禁想起李建軍，竟有些懷念他前些年的批評姿態，也就往往同時心生反省。建軍當初的方式或許並無錯，與虛張聲勢的宏大敘事剛好相反，不妨稱之爲『文本細讀』吧。文本細讀，搜尋作品的瑕疵，就像莊稼地里除草捉蟲；尋覓作品的優長，就像夏收季節田間拾麥穗。都得頭頂烈日，都得彎腰動手，都得出力流汗。其實有過田野生活經歷的人，都知道農事勞作除了辛苦，也常會有其獨有的快樂和詩意。而那些撐著太陽傘站在田坎上讚美勞動的人，甚至憑靠電視畫面謳歌豐收的人，哪裡會有切身的體會？

　　　　這些年，就我目力所及，文本細讀的評論越來越少，甚至瀕於絕跡，導致生態失衡，忘乎所以的作家因此越來越多。我翻開一部長篇，在緊挨著的千把字裡，遇到九個『笨蛋』；我翻開另一部長篇，在頭兩頁之內，撞見六個『歷史』。前者是爲了體現作家的性格，後者是爲了展示作品的深度。這兩部捉襟見肘的小說，都受到了熱捧。熱捧者正是那些慣用宏大敘事的評論家。小說區別於說書，不僅僅要故事，更要強調語言。有人會說，說書也屬於語言藝術。此話不錯。但口頭的藝術語言與書面的文學語言就是不同，且有大區別。光從實際情形看，若講說書的普及，其家喻戶曉，小說連個零頭都趕不上。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說，曲協的編制應擴大，作協的機構應取消呢？評論家的文本細讀，往往正是對文學語言的評估。如果這種評估也能蔚然成風，上述成群結夥的『笨蛋』和『歷史』，早就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山西有個李國濤，主要寫小說，偶爾也寫評論。最近讀他一篇成一小說的讀後感，文字安靜、素樸。不把成一的小說一句一句地讀過，是斷然寫不出的。尤其讀到最後，他挑出小說中的『余之寒舍』四字，看似尋常，卻讓人玩味不已。宏大敘事的眼神兒，在這些細微之處，只會飄忽而過。又讀過一段胡適談張愛玲【秧歌】的話。胡適收到【秧歌】，整整三月才寫出那些評價。時間不短，一是證明胡適忙，二是證明胡適確實讀書了。接著，胡適談到了粥、麻餅、棉襖之類，鋪陳得如何之好，又說到了同一個人第160頁的年歲與第205頁的差距等等。所有的話，謹嚴實在，沒有一句露出虛熱的徵兆，令人心有所悟。看李、胡的文章，關注點似乎全在細微處，其實才是大手筆。讀過他們那樣的評論，往往會隨之產生讀原作的衝動。

　　　　而我們許多評論家，責任重，項目多，總是在趕路，風塵僕僕，大步流星，三步並作兩步走。消消停停地讀書，可能只是一種遙遠的記憶了。候車、候船、候機的空當，翻翻書而已啦。輪到寫文章、發言，你叫他文本細讀，還不等於叫石頭開花，公雞下蛋；而回到他宏大敘事的強項，可以說眨眼就有，張嘴就來。

　　　　反看我自己，同樣讀書有差距。不過我雖混跡於批評圈，但主要是爲評論家做事。組約他們的稿子，編發他們的文章，然後，奉寄他們的稿費，於是與他們中的許多人保持著良師益友的關係。所以，我說的話，絕無得罪評論家的主觀故意。爲著文學批評的發展，我只是想像著，不論你採用什麼方式進入文學的評論，你可以像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一樣思考，但也應該像正常人一樣說話。最終期望的是，從真正的文學意義上，用我們誠實的話語，找回批評的價值，找回學術的權威，找回評論家的良知和尊嚴。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見著評論家，叫出的那一聲『老師』，透著誠懇，又略帶羞怯，那才是真正學生的敬畏。

　　　　這裡，我引用謝世不久的學問家任繼愈先生的一句話，作爲文章結束:『不能用一時的行時或冷落來評量學術上的是非。有了這樣的認識，心胸可以放得開一些，不至於追逐時尚，陷於庸俗。』

　　　 作者：任芙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