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明有十分優秀的品質,概括地說,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民本。中國農業社會培育出了一種影響深遠的政治意識,這就是『民本主義』。 民本主義植根於重農、尚農的普遍社會心理。農業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前提是農業勞動者『安居樂業』。只有在農民安居樂業的情況下,社會生產才能穩定有序,天下才能太平。反之,如果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民眾喪失基本的生存條件,就會被逼得『揭竿而起』、『聚嘯山林』,再強大的專政手段也難以控制。這類事在中國的歷史上曾反覆出現。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都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很早就提出了『知人』、『安民』的觀念。老子曾經提出,『聖人常心,以百姓為心』。孔子提出要施行『仁政』,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提出『民貴君輕』,『政得其民』,『民為貴,社稷次之』。荀子更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水亦覆舟』。唐太宗李世民在與魏徵等人的對話中,就一再強調『載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和教訓。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重民心、順民意的民本思想成為進步文化人關心民生疾苦的高尚精神支柱。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孔子的『苛政猛於虎』,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都是民本主義在文學作品中的具體體現。 我們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執政為民的理念,雖然不能簡單地說就是『民本主義』,但從文化的淵源來說,也是繼承與發展的關係,我們賦予了它更高的境界和更新的含義。傳統文化中所說的『民本主義』,從本質上來說,更多地是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目的是為了爭取民心,以維護其統治地位。而我們所提出的執政為民,是以共產主義為理想,追求普天下人民的共同幸福,是無私的、全心全意的、無產階級的寬廣胸懷。 第二,務實。中華文化的主體,無論是諸子百家學說,還是文人雅士的詩文歌賦,乃至作為大眾文化的民間信仰和風俗,都與『耕作居於支配』的生產關係緊密相通。 在農業為生存根基的中國,農事耕作的節奏早已與社會生活的節奏相重合。漢族的傳統節日,包括最隆重的春節,都是由農事節氣演化而成,而不像其他許多民族那樣,節日多源於宗教。在這樣的文化氛圍內,重農習尚的根深蒂固、傳播久遠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農耕是財富的來源。上古經典【周易】有言,『不耕穫,未富也』。中國『禮』文化的創導者周公旦說,『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認為統治者要求得到社會安定,首先必須懂得農耕的重要,體諒農人的艱辛。成書於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在闡明發展農業是成就霸業的基礎時說,『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秦始皇統一中國,巡遊各地,以刻石方式表明自己的治國方略,琅琊刻石稱『上農除末,黔首是富』,認為崇尚農業(上農)是富民的根本。漢文帝劉恆、昭帝劉弗陵曾先後昭示天下,『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天下以農桑為本』。 『重農』不僅是統治者的政策需要,更是一般民眾的普遍心理,『樂天安土』、『耕讀傳家』是中國人的普遍文化心態。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農耕生活,培育了中華民族群體心理的務實品格。人們在農事勞作中領悟到一條樸實的真理,說空話無益於事,實心做必有所獲。『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是中華民族的一貫精神。腳踏實地,講究實際;重於實踐,務求實效;說實話,辦實事,實實在在,中華民族的語言中唯實的詞句不可勝數,都說明了這個道理。中華大地培育了中華民族的務實品格。 中國人的務實品格還有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宗教的態度。自周秦以後的兩千餘年間,雖有種種土生的或外來的宗教流傳,但中華民族從未陷入全民性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終壓倒神異的、出世的思想。力求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潮,是儒學而不是宗教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庸。農耕社會的人滿足於維持簡單再生產,滋生出了恆久意識,認為世界萬物都是靜定、守常、永恆的。希望統治秩序穩定守常,希望家庭香火旺盛,對愛情也是希望『地久天長』,包括對器物的追求也要經久耐用,都是這種意識的表現。 伴隨這種恆定守常的思想意識,就很自然地產生了『中庸』的文化觀念。孔子把『中庸』作為最高的美德大力推崇。孔子以後,儒家不但繼承了孔子的『中庸』觀,而且大力發展,不僅作為倫理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且把它作為日常行為的基本準則。 『中庸』就是執中。為人處事,不偏於極端,追求不偏不倚、無過而無不及的『中和』之道。 尚調和,主中庸,少走極端,企求安居一方、穩定平和,是一種順從自然規律的精神。集中到政治家、思想家那裡,中庸之道就成為調和社會矛盾,使之達到中和狀態的高級策略。施之於政治,就是制豪強,抑兼併,平均田產,公正權利;施之於文化,就是在多種文化相匯時,講究異中求同,求同存異,兼容並包;施之於風俗,就是不偏頗,不怨尤,順其自然,隨遇而安。 與中庸之道密切相關,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不是強烈的自我表現,而是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之風。推崇誠信,鄙棄口辨,『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就體現了這一意向。人們往往把能言善辯貶稱為『巧舌如簧』、狡詐之徒,而把實心做事、謹言慎行稱之為忠厚實在、正人君子。 第四,守和。與『中庸』相聯繫的就是和平大同的思想,這也是中華文化一個十分明顯的特徵。 農業文明生發出來的重要國民精神就是安土樂業、和平大同。以農耕為主的民族採用的主要是勞動力與大自然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所建立的自然經濟社會是一種區域性社會。固守家園,起居有定,耕作有時,是農業勞動者獲得生產資料的必然要求。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華先民所追求的,就是在故土田園從事周而復始、自產自銷的農耕經濟所必須的安寧與穩定。所謂『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正是農業社會人民的共同理想。 農耕經濟是一種和平自守的經濟,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自衛型的。中國的傳統禮教,其精義之一,便在於『防』。『坊民之所不足』,『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這種『防患於未然』的心態表現在軍事上,便是以防禦戰略為主。綜觀中國歷史,和平自守一直是最主要的思想觀念。整個國家和民族所孜孜以求的基本戰略目標是『四夷賓服』式的『協和萬邦』。鄭和七下西洋就是這種文化品質的集中表現。作為中華民族國防觀念鮮明象徵的萬里長城,無論賦予它多少含義,它始終是一座毫不含糊的防禦性軍事建築,是求和平、求安定的群體心理的物質表徵。雖然歷史上也曾有過開疆拓土的壯舉和『一天下』、『平四海』的理想,但在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很難找到征服世界的狂想。『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仁政『陶冶萬物,化正天下』的記載則俯拾即是。 漢代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描繪出農耕人『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的完美藍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五代時期道教學者『大和』社會的理想,『無親、無疏、無愛、無惡』,達到『天下之至公』。儒、道兩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他們的學術宗旨雖相異,但在社會理想上,卻殊途同歸,『大同』、『大和』,根系相通。這正是農耕文明的主要特徵。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我們提出和平發展、和諧發展,也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的時代表現。 (選自中華書局出版的【學思錄】)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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