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視野下的疾病醫療史研究

疾病醫療史社會史的研究可以說是內地史學界近年興起的一個新領域。長期以來，內地的醫療史的研究是在『醫生寫史』這樣的模式展開的，而在史學界中卻處於缺失和邊緣的狀態。然而，生老病死這些與每個人的生命都密切相關的事物不可能不對歷史上的生命以及歷史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而且，不獨在提供獨特維度觀察歷史上疾病醫療史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中西醫爭論、中醫的處境等話題爲人所熱議、在『非典』、禽流感等流行性疾病危及人群並引發人們對於醫療衛生制度的思考的背景下，疾病醫療史的研究在現實層面上也獨具其意義。

今年8月11-14日，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召開了題爲『社會文化視野下的疾病醫療史研究』的國際研討會，在史學視野下召開這樣的會議在內地學界尚屬首次。會議中涉及的命題相當廣泛，涉及了疾病醫療史研究的方方面面。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問題與方法、殖民醫學與中西醫學文化交流、疾病醫療史的史料及其解讀、中國歷史上疾疫與社會應對、中國近代衛生機制的演進、中國歷史上的醫生、醫療行爲與藥材等這些學術命題的討論讓人見識到了疾病醫療史豐富性和多維研究取向。從基礎性的史料問題到其研究命題和方法，到具體一個方面問題的研究，一個學科研究的主要構成元素在這裡都被拿出來很好的討論。

郭松義利用豐富的清代刑部檔案資料，採用樣本統計的方法探討了正常社會下（戰爭、災疫等以外的）北京的自殺問題；飯島涉通過對中國疫病史研究動態的介紹，提出未來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從國際關係史、環境史和政治史等入手來展開；江澄在【中國麻風史研究的意義、現狀和方法】的報告中利用豐富的圖片資料詳細介紹了麻風病的古今面貌，並提及了關於整理麻風病檔案的狀況；辛圭煥通過研究20世紀30年代北京市政府『糞業改革』，分析了改革中國家權力與糞業從業者間的衝突以及當時政府改革背後的公共衛生理念；鄭金生的【中藥的藥害與社會因素的關聯】一文簡要的探討了由於歷代社會的科技水平、思想風尚、商業利益、文化背景等社會因素所導致中藥錯誤使用以及由其產生的中藥藥害問題……這些內容豐富而富有啟發性的研究對領域內學者的研究有很大的價值和借鑑意義。

醫學界和史學界的學者在這裡的交流和碰撞是一大亮點。史學工作者從事醫療史的研究在醫學專業知識上往往有所欠缺，而醫學工作者在從事醫學史研究中，其搜集資料的能力，其通過醫療史的研究來實現對社會的剖析的能力也遠遠不及史學工作者。鄭金生『內史』、『外史』的概念其實正是基於兩者不同的優勢而發。儘管需要這樣區分，但『內史』和『外史』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毋庸置疑的是兩個學界學者的共同期望。

在各種疾病醫療史研究取向中，筆者對其中三種取向尤爲關注。

一是梁其姿所提出的醫療史『多種現代性』的思考和探求『近代』以前近代性因素。這顯然和近年來學界擺脫『歐洲中心論』的訴求相關。這對於我們摒棄過去將『現代』和『西方』等同的認識無疑具有重要的顛覆作用，在近代，西醫和西方的科學技術一樣被認爲是具有普世價值的西方『現代』產物。那麼，中醫本身是否也擁有它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是否是有多重的？所以，在條理西方醫學制度發展的前提下，也有必要對中醫的發展軌跡重新做梳理，尤其是對『近代』以前的中醫多做考察，看是否可以發現一些『近代性的因素』。

二是楊念群關於身體與政治、空間等的關係。在他的新作【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中，可以看出他正在做這方面的努力。通過分析『採生折割』這個法律上的術語在身體上的影響、國家對與精神病院這種醫療機構態度，他把醫療、身體和政治勾連起來，試圖說明政治在身體和醫療上的權力表現。他還提及身體在空間中如何安置這樣一個問題，認爲教堂這樣一個封閉的空間和中國患者之間存在著『緊張』。『借疾病醫療史說事，考察近代社會變遷』，楊念群在疾病醫療史的研究中用到了許多後現代主義的東西，須知，後現代主義是尤其注重分析『文本』的，而政治對文本寫作的影響是其關注的重要方面之一。

三是余新忠等學者關於衛生史的研究。衛生史研究是目前海外相關研究甚受關注的問題，余新忠通過對晚清衛生概念和清潔觀念與行爲的演變等的考察展現了他對近世衛生史研究的系統思考，即不僅希望從概念的演變等入手來揭示中國近世衛生觀念和制度的變遷，同時也希望通過鉤沉所謂近代化過程中的一些被掩蓋的聲音，來呈現衛生近代變遷過程中的複雜圖景，進而促發人們對衛生近代化過程和『近代性』的省思，並進一步從社會和文化的雙重視角出發，實踐從社會到生命的學術理念，立足衛生，從多方面來觀察近代化過程中國家對身體控制的加強以及民眾對身體自由的認知。

在疾病醫療史研究興起而又未獲成熟的情況下，交流和合作顯得尤其的必要。學術交流的達成、學者視野的開拓、學術合作的開展、醫學界和史學界的互補、新的研究方向的開闢，這些仍需要學界同仁共同努力。

作者：張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