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王勇教授提出的『書籍之路』概念，突破了『絲綢之路』的傳統思路，構建東亞文化交流的新模式，推動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圖為王勇等所著的【中日『書籍之路』研究】一書封面。 十多年前，我提出了『書籍之路』這個概念，意欲突破『絲綢之路』的傳統思路，構建東亞文化交流的新模式。這一學術創意，受到了國內外輿論及學界的關注。 ●追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可以發現，從根本上影響日本文明進程的，既不是絲綢也不是陶瓷，而是當時西方人不屑一顧的書籍 何謂『書籍之路』？這要從『絲綢之路』談起。『絲綢之路』的概念由德國人李希霍芬首創，用以指稱兩漢之際中國與中亞兩河地區以及印度之間的貿易通道。進入20世紀中期，好事者不斷為之添枝加葉，遂使『絲綢之路』四通八達，無所不至。世界各地的文明內質既然存在差異，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劃一。當西方人堅信絲綢是從"羊毛樹"上採集而來時，日本列島的先民已經開始養蠶植桑，生產絲綢了。追溯中日古代歷史，持續性、大批量的絲綢交易未曾出現，其影響甚至不及陶瓷；而從根本上影響日本文明進程的，既不是絲綢也不是陶瓷，而是當時西方人不屑一顧的書籍。 ●日本『海上絲路博物館』展出中國唐代玄奘西天求法攜歸的佛經，觸發了我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新思考 2001年10月，第53屆"正倉院展"在奈良開幕，翌日傳出一個驚人信息：展品【成唯識論】卷第四的卷末，發現『顯慶四年潤十月廿七日』墨書文字。【成唯識論】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攜歸之佛經，從顯慶四年(659)閏十月開譯，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窺基(慈恩)擔任筆受(記錄)。卷末墨書文字表明第四卷譯完的時間，按照一般程序，再經潤文、繕寫等之後才上呈朝廷。現藏正倉院的【成唯識論】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經潤文、繕寫的窺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義重大。查考同一時期日本的入唐僧可知，道照和尚曾在玄奘門下求學，回國時玄奘『以所持舍利、經論咸授和尚』。由此看來，這部【成唯識論】大概是道照和尚回國時玄奘所贈，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樁美談佳話。 正倉院被稱為『海上絲路博物館』，與其獨特的歷史密切相關。奈良時代原是東大寺的校倉，天平勝寶八年(756)聖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國家珍寶』600多件，其後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在琳琅滿目的正倉院寶藏中，眾多漢文典籍尤為珍貴，僅特藏『聖語藏』就有隋代寫經22卷、唐代寫經221卷，總數達4960卷之多。日本"海上絲路博物館"展出中國唐代玄奘西天求法攜歸的佛經，觸發了我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新思考 ●第一批遣隋使便為求書而來，第二批遣唐使回國後，因『多得文書寶物』而獲封戶、晉位、賜姓 日本從630年開始派出遣唐使，由於造船技術落後和航海知識匱乏，途中船毀人亡事件頻生。貞觀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達長安時，唐太宗『矜其道遠，敕所司無令歲貢』，並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高表仁歷經艱險回國後，『自雲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鬱，又聞呼叫錘鍛之聲，甚可畏懼也。』(【唐會要】)高表仁的表述或許有誇大之嫌，但千餘年前橫渡東海，確實要經受生死考驗。日本人甘冒鯨波之險，意欲得到什麼呢？【舊唐書】已經給出答案：『開元初，又遣使來朝，……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遣唐使源於遣隋使，據【經籍後傳記】記載，第一批遣隋使便為求書而來：『是時國家書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第二批遣唐使回國(654)後，大使吉士長丹因"多得文書寶物"而獲封戶、晉位、賜姓，可見求書多寡還會影響仕途。有唐一代，通過各種途徑傳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9世紀後期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參照系。該目錄輯入漢文書籍1579部17345卷，約當【隋書・經籍志】(36708卷)的一半、【舊唐書・經籍志】(51852卷)的三分之一強，其數量應該說是非常驚人的。 ●『書籍之路』並非自西徂東的單通道，而呈往返環流之狀；它以『佚書回歸』的形式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漢文書籍的生存時空 2000年3月，筆者遊學日本期間，有幸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皇家圖書館)親睹【雜抄】寫本原件。此殘卷內題『雜抄卷第十四/曲下』，抄錄唐人樂府類詩34首(另散文1篇)，其中18首【全唐詩】未收，堪稱『海外遺珍』。唐代的文獻典籍，距今千有餘年，世人偶得一紙半葉，視若拱璧鎰金。由於自然造化和歷史因緣，日本公私珍藏唐代典籍頗富。據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撰的【唐鈔本】，僅日藏唐代寫本就有【經典釋文】、【唐詩卷】、【翰林學士集】、【趙志集】、【六祖慧能傳】、【新撰類林抄】、【本草集注】、【文館詞林】等43種，其中不乏中國散佚、日本僅存的"佚存書"。唐末至五代，中原板蕩，典籍散毀嚴重，吳越國王遣使日本、高麗，齎重金請抄天台遺書。日本遣日延為"繕寫法門度送之使"，高麗諦觀也接踵而來，以至『一宗教文，復還中國』。由此可知，『書籍之路』並非自西徂東的單通道，而呈往返環流之狀。尤其是清代黎庶昌、楊守敬等掀起的東瀛訪書熱，使大量域內失傳已久的珍籍完璧西歸。『書籍之路"以"佚書回歸』的形式，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漢文書籍的生存時空，使中國文化遺產得以保全和延續。 ●『書籍之路』凝聚着更多的中華文明的精神創意，因而具有強大的再生機能，可以超越時空惠及後代 『沙漠，駝隊，西方，夕陽西下，背負的是鮮艷的絲綢，這是古代的絲綢之路；大海，船隊，東方，旭日東升，運載的是飄香的書籍，這是古代的書籍之路。』我曾經如此描述『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的不同景觀。但是，兩者的區別不僅限於地理特徵，應該根植於更深的文明內核。古代輸往西域的絲綢，現在即便從深埋沙漠的遺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經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當年遣隋唐使攜歸的書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們智慧的源泉。這些書籍是文明的種子。如果說絲綢是中華物質文明的象徵，那麼書籍則凝聚着更多的中華文明的精神創意，因而具有強大的再生機能，可以超越時空惠及後代。遣隋唐使攜歸的書籍，經過傳抄、翻刻而流布世間，再經闡釋、翻譯而深入人心，對日本文化的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歷史上中日兩國交往甚少，為何文明景觀極為相似？這個謎底現在可以揭開：中國典籍猶如文明的種子，經由『書籍之路』播撒到日本列島，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雖然不免出現種種變異，但中華文明的遺傳基因始終傳遞着古老的信息。(文/王勇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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