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必須不傳訛 "中國動畫學派"也許是個偽命題

中國動畫史研究起步非常晚，真正從事動畫史研究的人亦屈指可數，存在較嚴重的史料缺失、遺漏及謬誤現象。電影史學家陸弘石說『史料是史學的基石』，但中國動畫史研究常常忽視史料的發掘與利用。近年來，關於中國早期動畫史的文本描述多以萬氏兄弟的訪談及回憶錄為依據，這些有限的文字資料往往一經發表未經甄別就被沿用開來，某些研究者甚至採取『先入為主』的方法對文字材料進行斷章取義，其結論可想而知；而在新中國動畫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則過分倚重二手資料，忽略了一手資料的查找與使用，多有錯漏，給後續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難。

我國第一部動畫片是什麼？

我國第一部動畫片是什麼？目前國內動畫學界的普遍說法是『萬氏兄弟於1926年拍攝的【大鬧畫室】』。但是，據筆者研究發現，【大鬧畫室】並不是我國第一部動畫片，而且該片的完成時間是1927年而非1926年。據當時新聞記載，該片編導為長城畫片公司創辦人之一的梅雪儔(梅早年曾在美國最具創造性的動畫藝術家麥克斯・弗萊休兄弟的公司學習動畫製作)，繪畫也僅為萬古蟾一人而非萬氏兄弟兩人。

我國第一部動畫片是萬氏兄弟繪製的動畫廣告片【舒振東華文打字機】，目前國內一些文章及論著對此論述有誤，如【20世紀中國動畫藝術史】中說萬氏兄弟於1922年研製出中國第一部動畫廣告片【舒振東華文打字機】，並把1922年作為中國動畫史的開端，更進一步指出在此之前萬氏兄弟花費了整整4年時間(1919―1922)才搞清了動畫的原理。

筆者通過對萬籟鳴的回憶錄【我與孫悟空】及其相關史料的研究發現，這部動畫廣告片是萬氏兄弟1925年拍攝的。萬古蟾在回憶錄【我的自述】裏也明確寫道：『……畫在白紙上的打字機動畫廣告片就這樣失敗了，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可見，萬籟鳴在【我與孫悟空】中稱這部影片是『簡陋可笑』的，並不完全是自謙，因為這部片子當時確實沒有拍攝成功，而是以失敗告終。

另外，筆者還發現萬氏兄弟早年並沒有拍攝過動畫片【一封書信寄回來】，但這部『莫須有』的影片被很多著作及文章作為萬氏早期代表作記載了下來，【中國動畫電影史】一書還為其安排了故事情節。其實，萬氏兄弟生前從未在任何時間和場合聲稱拍過這部影片，查閱萬氏兄弟多篇早期文章，從文中開列的影片目錄均未發現【一封書信寄回來】，如1936年萬籟鳴、萬古蟾、萬超塵發表的【閒話卡通】。實際情況應該是這樣的：長城畫片公司早年雖曾計劃拍攝該片，但後來由於經費等原因並未付諸實踐，因而關於這部影片的記憶僅僅停留在當年泛黃的報紙廣告裏。

不加甄別與懶得去查

俗話說：謊言重複一千遍，便成了真理。在中國動畫史研究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起初是不辨真假、以訛傳訛，到後來謬誤竟變成了真理。如【中國動畫史研究】一書在第九章談到中國香港動畫時稱『【大樹王子】為香港第一部木偶動畫電影』和『【芙蓉仙子】為香港第二部木偶動畫電影』，並加以論述。但事實並非如此，據筆者所知，【大樹王子】是一部木偶舞台紀錄片，而【芙蓉仙子】則被【港產電影一覽(1913―2006)】稱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木偶戲』，廣東木偶藝術劇團介紹這部影片時則稱其為『杖頭木偶』。【芙蓉仙子】改編自川劇，由廣東木偶藝術劇團與香港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於1957年合作拍攝而成，是國內第一部木偶藝術彩色電影。可見，這兩部影片根本不是動畫片，香港動畫人也從來沒有把這兩部影片列入香港動畫史。這一錯誤在國內最早見於張慧臨翻譯的【亞太動畫】(約翰・蘭特主編)，後又見於鮑濟貴主編的【中國動畫電影通史】，再到【中國動畫史研究】已然『弄假成真』。

可見在數字時代治動畫史，在享受搜集信息的便利之外，更需要有甄別信息、去偽存真的較真勁兒。【中國動畫史研究】第三編第十章談到『台灣動畫之父』趙澤修及其光啟社時寫道：『1970年，由於經費因素，動畫部關閉；趙澤修離開光啟社，創立澤修美術製作所，繼續創作廣告、社教宣導片，這也是台灣早期專門培育動畫人才的機構之一。最後，製作所因趙澤修於1970年年底赴美而終結。』實際情況是：台北澤修美術製作所系創辦於1967年，1969年底趙澤修關閉製作所攜帶家眷移居夏威夷。而該書第七篇第一章介紹趙澤修時選用的竟然不是他本人的照片，而是將與趙澤修合影的夏威夷大學某教授誤認為是趙澤修。如此張冠李戴並非個例，去年8月15日，著名動畫藝術家錢家駿去世，【CGM數字娛樂技術】、【中華讀書報】、【溫州商報】等媒體在報道中選配的卻都是上海美影廠老廠長特偉的照片。

與這種不加甄別核實形成對比的則是『懶得去找』。某動畫史專著介紹動畫藝術家方明時寫『生卒不詳』，這未免令人大跌眼鏡。眾所周知，方明是日本人，原名持永只仁，是新中國美術電影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上世紀80年代曾在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動畫專業講學。持永只仁去世後，為了紀念他為中國美術電影事業所做出的特殊貢獻，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獎還專門設立了『持永只仁獎』。查證方明的生卒年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上網搜索一下即垂手可得。

『中國動畫學派』也許是偽命題

『中國動畫學派』一詞近年來屢被熱捧並見諸報端，不少學者也將其作為研究對象展開深入研究，其內涵與外延被無限放大。但是，我們有沒有真正考慮過：世界動畫史上究竟有沒有『中國動畫學派』？這一學派是否同『薩格勒布學派』『波蘭學派』等動畫學派一樣被國際認可？在4月23日至28日舉行的、主題為『世界動畫電影』的第68屆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2012年會上，看到來自數十個國家的數百位專家對中國動畫的陌生眼神，我們仿佛找到了答案。

據筆者所知，『中國動畫學派』的說法最早見於尹岩的文章【動畫電影中的『中國學派』】(1988年)和【『中國學派』的發展】(1989年)，此後十幾年中無人提起，直到2004年，金天逸的【中國動畫學派的發軔、成型和成熟】和李林的【簡評動畫電影中的『中國學派』】才再次將其作為研究對象展開探討，而『中國動畫學派』真正熱起來只是近5年的事情，想必與動畫產業如火如荼有關。

筆者認為，中國動畫史上很有可能並不存在『中國動畫學派』，這只是個別研究者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若果真如此，那麼目前有關『中國動畫學派』的大量研究成果都有可能成為學術偽命題。我們必須深入地考察當時的社會與時代背景及中國動畫所處的尷尬境地，才能對這一學術概念的文化語境作出合理解釋。

總之，要想理順中國動畫史的全貌，必須『重回現場』翻閱原始資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加以補充修訂。治史應紮實嚴謹，治中國動畫史也應如此，容不得半點馬虎，更不能因感情和利益等因素影響了治史的全面性、客觀性，要儘量做到『不傳訛，不造訛』。（殷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