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們的詩人學會了抱怨，也學會了撒嬌，學會了演戲，學會了波普，但是就是沒有學會『詩人』的『良知』。
● 目前的詩人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堅持着精英知識分子的慣性『幻覺』與那喀索斯一樣的自我迷戀？ 在秩序、規則和複雜而弔詭的現實面前，我們的詩人再一次無力地垂下無能的右手。在我看來新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面對強大而難解的社會現實所相對的卻是空前的難以置喙。這可能會讓詩人和評論家們不解。我們不是有那麼多與社會現實聯繫密切的詩歌嗎？比如打工詩歌、農村詩歌、高鐵詩歌以及抗震詩歌嗎？是的，由這些詩我們會聯想到那些震撼和噩夢般的現實，但是與現實相關的詩歌和文學就一定是言之鑿鑿的正確和高大嗎？如果詩歌只是充當了一篇微博和新聞的功能，那麼詩歌和詩人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而面對着各種媒體空間上大量的複製性和浮泛的詩歌作品我們不能不一次次失望。換言之，當下詩人之間的區分度已經空前縮減，幾乎很難發現詩人之間的差異和各自面貌。詩歌面對如此龐大紛繁的現實，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詩人的急於表態和站隊，也不需要那種攝像機式的直接跟蹤，詩歌所需要的恰恰是提升的思想高度，需要的恰恰是一個詩人對社會和當下的重新發現與再次命名。 我們用符合社會規範的『右手』寫作，我們一次次主動或被動地失去了真正表態和發聲的機會。當我們似乎在一個個自媒體的電子屏幕前以及『圍觀』的數字時代獲得了個人發言的權利和臧否的機會，我卻仍然對此心懷疑慮。強大的歷史和龐大的現實似乎仍然無處不在，它們只是呈現和影響的方式正在發生着不小的變化。面對着21世紀這個充滿弔詭和離奇想象的新寓言國的時代，在一個個公共空間裡知識分子的聲音仍然匱乏而無力。而更為可悲的或許還在於一些知識分子和寫作者們的自以為是，為了個人寫作的精神幻覺以及市場化好天氣里一個個被獎賞的金質腰牌說着謊言和肉麻的頌辭。這似乎仍然是一個缺乏宗教感的時代。這仍然是一個被慣見和粗鄙的時尚所引領的時代。這是一個可以無比炫耀金錢和肉體的時代，卻也不能不是一個個思想和真正自由的個體被噤聲和反覆出賣的時代。 面對『糟糕』的現實，我們很容易因為發出不滿而在不自覺中充當了憤怒的角色。而我想說的是我們對『現實』除了『厭惡』和厭倦之外是否還需要在文學中呈現更多其他的聲音(尤其是『異質』的聲音)？當我再一次面對當下中國詩歌和文學現場，我只能無奈地想到那一隻只無能的用手。右手代表了秩序面前的無可奈何和精神的疲軟。甚至有時候我們已經放棄了選擇的機會。在我看來，儘管當下仍不乏優秀的詩人和評論者，但是因為公共空間的缺乏和一次次擠壓，中國仍然缺乏公共知識分子一樣的寫作者和批評者。基於此，我認為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仍然是缺乏足夠的命運的悲劇感和直面歷史與現實的強大精神膂力。看起來我們同樣並不缺乏那些所謂的與時代發聲摩擦甚至碰撞的文本，甚至有着大量的書寫各種與表層現實相關的作品，但是我們仍然一次次忽視了這個時代的重要之物，一次次忽視了內心和文字與現實和歷史之間極其複雜而微妙的關係。當我們深入閱讀各種刊物和博客、微博上的詩歌，我們會發現一種精神事實。這種精神事實卻呈現為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就是詩人普遍存在的『懶散』的狀態，換言之他們已經逐漸或正在喪失詩歌言說的能力。好像已經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刺激他們的神經和內心，他們只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文本充斥大量的『知識』和『引文』。這種類型的詩歌寫作已經偏離了詩歌的『別裁』本源。另一個極端就是仍然有數量驚人的詩歌指向了所謂的社會現實和敏感事件，鄉村悲劇、留守兒童、工廠血淚、就業無門、討薪無果、中產麻木、社會不公成為他們詩歌中頻頻造訪的主題。這些詩歌中優秀之作稀少，更多是帶有『仿真性』的新聞播報體和打油詩的廉價替代品。由此，就新世紀以來的中國詩壇，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的中國詩人成了旅遊見聞者、紅包寫作者、流行吹鼓手、新聞報道者、娛樂花邊偷窺者、『痛苦』表演者、國際化的『土鱉』分子、翻譯體的販賣者、自我撫慰者、犬儒主義者、鴕鳥哲學崇拜者、徵文寫作者。話說回來，我們的詩人學會了抱怨，也學會了撒嬌，學會了演戲，學會了波普，但是就是沒有學會『詩人』的『良知』。各種各樣的大大小小甚至國際的、全球的詩歌獎把詩人們寵溺壞了。 一定程度上還要感謝『主流媒體』尤其是網絡新媒體和博客、微博以及手機等『自媒體』的開放度和『水軍力量』。很多熱點問題都是在媒體和直播平台最先引發圍觀和熱議。這都似乎讓任何一個普通人看到了一個巨大地理空間上每天所發生的那麼多的驚天事實和『非虛構』文本。正是媒介和『電子』的力量，眾多在以前不可能被沉默的大多數所知曉的各種社會現象終於能夠每天及時性地傳遞和互動。可以想見，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歌和文學似乎已經難以與讀圖讀屏時代的電子化力量相抗衡。更為可怕的還在於從寫作倫理學的角度被視為人類良知的作家他們的認知空間、寫作能力、修辭美學和想象能力已經被這個不斷分層的社會事實所遠遠淘汰。換言之，具有預言性、真實性、針對性、超前性的詩歌寫作幾乎在這個不斷加速度前進的全媒時代成為不可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更多詩人的個人化的想象力已經遠遠跟不上瞬息萬變的各種『驚天動地』的關涉社會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個人事件和衝突。那麼，當詩歌已經無力對社會事實和更為繁複的精神事實與想象空間作出合理和及時有效的呼應和回應的話，詩人就不能不遭遇到尷尬的地步。或者簡而言之，『詩歌』如何能與『新聞』和媒體相抗衡或者發生特殊的合作關係？而實際上新聞並非是完全客觀的，而是因為各種社會力量和主體的介入呈現出被塑造的特徵。而在社會分層愈益明顯、社會現象和民生問題愈益顯豁的語境下，網絡、博客以及微博等迅捷自媒介和『新聞體』效應對詩歌寫作、詩歌刊物和詩歌接受都構成了某種挑戰。而這種挑戰也不能不影響到對傳統意義上詩歌的諸多重新認識甚至反撥，從而也隨之出現一系列變化、變體、跨界和調整的過程。或者這是否是一個詩歌遭遇更多的挑戰和『文學性』高度擴散甚至消弭的年代？由此，我們是否該重新思考傳統意義上的『詩歌』和詩人以及閱讀、世界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我們是否該重新反思我們對『詩歌』的理解是否足夠寬闊？目前的詩人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堅持着精英知識分子的慣性『幻覺』與那喀索斯一樣的自我迷戀？(霍俊明) 來源：深圳特區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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