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角度看刑诉法大修(2)

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

问：您认为儒学将迎来现代的大发展时期。在目前准备时期，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做一些实际工作？

郭齐勇：第一，澄清与批判“五四”以来，195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的一些对儒学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学，被妖魔化、矮化了。

第二，教育与社会推广。从基础教育、民间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培养学生，培养一代代青年，把四书的教育放到中学去，让全体中学生都学习四书。到企业去，到社区去，用儒学与中国文化协助建构企业伦理、职业伦理，提振民间文化。把“仁爱”的理念与“仁义礼智信”五常等核心价值在民间再植灵根，恢复中国人对儒学与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认同。

第三，发展对话，尤其是儒学与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对话，相互批评与沟通。调动儒学思想资源，用于当代公民社会的道德建设。

第四，深入发展儒家学术研究，特别要重振经与经学。五经、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柢，需要培养青年学子学习、研究。钱穆先生讲，五经是中国政治、教育之本。五经、十三经为中国最重要的经典，其中有中国人的信仰系统，有中国精神文明(包含制度文明)的最重要的内容。经学、儒学不是死的，不是博物馆与图书馆，而是活的，有不少内容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有很多内容则可以创造转化为现代世界与中国的精神食粮，或作为参鉴。

问：您认为不能把中西之别都讲成古今之异。您觉得儒学可以给发轫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的缺失提供哪些资源？

郭齐勇：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问题很多，涉及处理各种关系的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家庭伦理、社群伦理、网络伦理、空间伦理等，甚至是全球伦理都亟待建设。唐君毅先生曾经说，现代人所面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会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

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孔仁孟义不构成中国人走上现代化的阻碍，相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助力

问：近年来，从小学读经到百家讲坛的热播，到有声国学读物在年轻人中间流行，国民对于国学的关注逐渐呈上升趋势，但您认为现在的国学热只是假热。为什么这么说呢？

郭齐勇：一方面，民间存留着很多善根，国学确有草根性；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全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国学又相当地陌生、隔膜。

首先，国人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一些常识，包括《四书》《老子》等，不少研究生、大学生都感到陌生。其次，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民间技艺、经史子集等的传承上，有相当大的断层。“五四”以来，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学术之结构与体制，使得我们这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逐渐丧失了解读前现代文明(或文献)的能力。第三，利欲、金钱、经济利益挂帅，腐化着全社会，使得人文价值、人生意义更加边缘化、狭隘化。第四，有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及其经典缺乏应有的起码的敬畏、尊重和虚心的态度，狂妄自大，数典忘祖。更可悲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问题，国势的问题常常被简约化为文化的问题，传统文化被迫要替现代人所犯的错误负责，文化问题被简约化为进步与落后的二分法，传统与现代被打成两橛。

实际上孔仁孟义、礼乐文明不仅不构成中国人走上现代的阻碍，相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助力。现在从幼儿到博士所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国文的时间与精力。所以说，现在的国学热只是假热。

但中国与世界要得到健康发展，一定要回到孔子，回到五经四书。孔孟之道是世界文化的康庄大道！(本文摘自郭齐勇博客，经记者师文静重新提问整理并经郭教授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