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學角度看刑訴法大修(2)

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治療現代社會的病症

問：您認為儒學將迎來現代的大發展時期。在目前準備時期，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做一些實際工作？

郭齊勇：第一，澄清與批判『五四』以來，1950年代初期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的一些對儒學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儒學，被妖魔化、矮化了。

第二，教育與社會推廣。從基礎教育、民間教育抓起，從娃娃抓起，培養學生，培養一代代青年，把四書的教育放到中學去，讓全體中學生都學習四書。到企業去，到社區去，用儒學與中國文化協助建構企業倫理、職業倫理，提振民間文化。把『仁愛』的理念與『仁義禮智信』五常等核心價值在民間再植靈根，恢復中國人對儒學與中國文化的自信與認同。

第三，發展對話，尤其是儒學與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生態環保主義、女性主義，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對話，相互批評與溝通。調動儒學思想資源，用於當代公民社會的道德建設。

第四，深入發展儒家學術研究，特別要重振經與經學。五經、十三經是中國文化的根柢，需要培養青年學子學習、研究。錢穆先生講，五經是中國政治、教育之本。五經、十三經為中國最重要的經典，其中有中國人的信仰系統，有中國精神文明(包含制度文明)的最重要的內容。經學、儒學不是死的，不是博物館與圖書館，而是活的，有不少內容具有普遍的、永恆的價值，有很多內容則可以創造轉化為現代世界與中國的精神食糧，或作為參鑒。

問：您認為不能把中西之別都講成古今之異。您覺得儒學可以給發軔於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的缺失提供哪些資源？

郭齊勇：當前的科技革命、電子網絡等各方面的發展，問題很多，涉及處理各種關係的生命倫理、環境倫理、家庭倫理、社群倫理、網絡倫理、空間倫理等，甚至是全球倫理都亟待建設。唐君毅先生曾經說，現代人所面臨的荒謬處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會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不消解對於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

儒家並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華人文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求得人文與宗教、與科技、與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孔仁孟義不構成中國人走上現代化的阻礙，相反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與助力

問：近年來，從小學讀經到百家講壇的熱播，到有聲國學讀物在年輕人中間流行，國民對於國學的關注逐漸呈上升趨勢，但您認為現在的國學熱只是假熱。為什麼這麼說呢？

郭齊勇：一方面，民間存留着很多善根，國學確有草根性；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看到，由於社會巨變所發生的諸多新問題，特別是強勢的西化趨向的影響，百多年來文化觀念與全民教育的某些失當，國人對於國學又相當地陌生、隔膜。

首先，國人對於祖國歷史文化的一些常識，包括【四書】【老子】等，不少研究生、大學生都感到陌生。其次，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包括民間技藝、經史子集等的傳承上，有相當大的斷層。『五四』以來，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學術之結構與體制，使得我們這一代甚至前後幾代人逐漸喪失了解讀前現代文明(或文獻)的能力。第三，利慾、金錢、經濟利益掛帥，腐化着全社會，使得人文價值、人生意義更加邊緣化、狹隘化。第四，有很多知識分子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及其經典缺乏應有的起碼的敬畏、尊重和虛心的態度，狂妄自大，數典忘祖。更可悲的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的問題，國勢的問題常常被簡約化為文化的問題，傳統文化被迫要替現代人所犯的錯誤負責，文化問題被簡約化為進步與落後的二分法，傳統與現代被打成兩橛。

實際上孔仁孟義、禮樂文明不僅不構成中國人走上現代的阻礙，相反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與助力。現在從幼兒到博士所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學習英語的時間與精力大大超過了學習母語、國文的時間與精力。所以說，現在的國學熱只是假熱。

但中國與世界要得到健康發展，一定要回到孔子，回到五經四書。孔孟之道是世界文化的康莊大道！(本文摘自郭齊勇博客，經記者師文靜重新提問整理並經郭教授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