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鑽研就是對日本自身的鑽研』

町田三郎 趙戰爭畫

　　7月盛夏的一天，記者如約來到採訪地點，年逾八旬的町田三郎先生和夫人早已迎候在此。

　　見到町田先生之前，同行的在日華人學者葉言材先生就告訴記者，近年來因年高體弱，町田先生已很少接受媒體採訪，但光明日報對海外漢學家的關心和尊重最終打動了町田先生，讓這位畢生鑽研中國哲學和思維史的漢學大家不顧病體，欣然接受了採訪約請。採訪過程中，町田先生清瘦的面頰上不斷『嗤嗤』作響的輸氧管好像也在提示着記者不要問太多問題。但一談起日本漢學鑽研的歷史和現狀，町田先生還是口若懸河，很難中綴他的說話。

　　記者：很多人都將您這一代漢學家稱為大師輩出的一代。聯結自己的漢學鑽研生涯，您以為是什麼培養了如此泛濫的漢學大家呢？

　　町田：自格裏歷七八世紀至江戶幕府末期，日本知識的主流毫無疑難都來自於中國的典籍。只是到明治政府初期，在教育上採取全盤西化，所有課程都推廣英語教學，導致有許多在『漢學塾』接受教育的人才無奈進入到東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但此後日本學界開端意識到，沒有了漢文，日本的歷史也就無從寫起。於是，在明治天皇的主導下，各大學紛繁開設了『古典講義科』，將日本自古以來的漢學分解成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歷史等科目，並不時傳播到今天。

　　咱們這一代漢學鑽研者可以說是『幸福的一代』。孩提時期，咱們有機遇接受了專門的漢字和漢文教育。青年時期，咱們能夠得到造詣精深的漢學大家的領導。在此後的歲月裏，中國大陸的古典鑽研曾因各種緣由墮入低谷。中國台灣地區也呈現了因『全盤美（國）化』而疏遠古典的現象。在韓國，當時的軍人政權也曾一度對陽明學等停止過抵禦。唯獨在日本，咱們這些漢學鑽研者們能夠不時不受煩擾地潛心研討漢學典籍。這也正是咱們這一代以及咱們的前輩們能夠誕生泛濫漢學大師的緣由。

　　記者：在歐美文化大行其道，東亞國度也日趨西化的當下，您以為漢學鑽研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町田：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文學作品中就曾經廣泛用白色這一顏色來描畫月光，但類似的描畫在十九世紀後才逐漸出如今西方的文學作品中。這種東模式的審美和設想正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日、韓等漢字圈國度獨特領有的寶貴財產。

　　在當代社會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流行世界的背景下，咱們更應清醒地意識到，美國文化雖然有其自身的劣勢，但美國本身不具備長久的歷史沉澱，美國文化中也不可能領有業已傳承千年的經典。因此，我希望漢字圈國度的年輕人特別是青年鑽研者們能夠靜下心來，從那些曾經受過千年紀月洗禮和測驗的中國古代經典中汲取出聰慧和養分，用來滋養和充實當代人的肉體世界。

　　記者：隨着時期的日新月異，您以為漢學鑽研未來之路何在，您對新一代的漢學鑽研者又有怎麼等待和寄託？

　　町田：想要鑽研日本的思維史，就絕不能僅僅鑽研日本的神道、神社等，而是必須將日本思維史放到中國古代思維在東亞的流傳這一大背景中去加以鑽研，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漢學的鑽研實踐上也是對日本自身的鑽研。

　　正由於如此，自明治維新以來，固然歷經時期風波變幻，社會激盪起伏，但日本漢學界不時是群星絢爛、大師輩出，呈現了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東大學派和早稻田學派等馳名學派，誕生了服部宇之吉、武內義雄、內藤湖南等一大批享譽世界、各領風騷的漢學大家。江山代有才人出，年輕一代的漢學鑽研者該當承擔起歷史義務和任務，以前輩學人為樣板，以發揚漢學為己任，甘於清貧，不求名利，埋首於中日兩國浩若煙海的古代典籍，以現代眼光和更先進的方法加以鑽研。我等待着如今的青年漢學鑽研者中能夠早日呈現才幹超群、兼容並包並且擁有寬泛社會發言權的領軍人物。

　　（本報東京8月18日電 本報駐東京記者 謝宗睿）

　　【連結】

　　町田三郎生於1932年，是日本馳名的中國思維史鑽研專家，被公以為日本戰後鑽研先秦兩漢思維的重要學者之一，曾歷任日本東北大學教養部副教授、九州大學文學部教授、純潔女子短期大學校長等職，並曾負責日本九州中國學會會長、日本中國學會理事。

　　町田三郎終身致力於中國古代思維史的鑽研工作，特別是在先秦兩漢思維鑽研範疇有着極高的學術造詣，並且對日本江戶、明治時期的漢學和漢學家也有着深化系統的鑽研。在日本先秦諸子的鑽研重鎮東北大學求學期間，町田三郎就繼承了武內義雄、金谷治等中國思維史大家的鑽研傳統。同時，町田三郎關於日本幕末、明治時代漢學的論述也得到了當今日本漢學界的高度評估，特別是其關於九州地區漢學家的發掘和梳理，更補救了日本漢學史的一大缺失。

　　町田三郎畢生著物等身，發表對於先秦兩漢思維史和幕末明治漢學的論文近百篇，著有【秦漢思維鑽研】【中國古代的思維家】【江戶的漢學家】【明治的漢學家】【明治的青春】等代表作，並編纂了【龜井南冥・昭陽全集】【楠本端山・碩水全集】等著作。（謝宗睿）

　　（原題目：『漢學鑽研就是對日本自身的鑽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