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的精神遺產(3)

作家如何安置自己

20世紀中國的革命不僅僅是通過槍桿子獲得政權，更重要的是人民的覺醒，從而產生強大的革命動力。要做到這一點，知識分子就不能只是從外部同情他們，而是首先要在自己的內部成為他們的一分子，然後才有可能去激發他們的內在動力。

要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立場轉變，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一個以改造社會為職責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和這個社會要求變革的最大多數人同呼吸共命運，儘管也同情他們、幫助他們，但仍會有隔閡，會有像魯迅在【故鄉】中所說的『隔了一層厚障壁』。20世紀中國的革命不僅僅是通過槍桿子獲得政權，更重要的是人民的覺醒，從而產生強大的革命動力。要做到這一點，知識分子就不能只是從外部同情他們，而是首先要在自己的內部成為他們的一分子，然後才有可能去激發他們的內在動力。上個世紀50年代眾多關於『土改』或『合作化』的敘述，批評『恩賜』、『包辦』是常見的敘述內容。【山鄉巨變】中『亭麵糊』最典型的語言就是『搭幫共產黨』，『政府做了主，還要我們想？』顯然他還不能成為具有信仰和行動來源意識的主體――這才是中國革命的意義所在，而造成這種後果的原因，就是因為隔閡，不了解，不能從內部來思考和解決問題。從這個角度，我們會認識到柳青和【創業史】的偉大，只有真正的立場的轉變，才能發現梁生寶身上的精神價值。柳青是真正地實踐了【講話】的精神。

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異常痛苦、複雜的重建『感覺結構』的過程，世界觀的轉變，絕不是一朝一夕或僅通過理論和知識的學習就可以完成的。何其芳寫於上個世紀50年代初的【回答】，『我的翅膀是這樣沉重，/像是塵土，又像有什麼悲慟，/壓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飛騰上天空。』體現了詩人複雜的心態。事實上，正是這種複雜性使許多文學作品具有極大的豐富性，可惜這樣的豐富性在上個世紀50年代-70年代沒有被仔細地保護起來，反而受到嚴苛的批評，而對純潔化過於絕對的追求也使文學漸失生命力。90年代後，許多批評也關注這些文本的複雜性，不過，它們更多地被看成是意識形態對個人的壓抑。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被認為是接續了『五四』新文學的『啟蒙』傳統，而『啟蒙和救亡』，『文明與愚昧』也被廣泛地用來闡釋20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的『主體性』正被強調。考慮到80年代知識分子逐漸獲得論述的權利，有理由相信他們正在構造知識分子/大眾的二元對立來獲取具有較高話語等級的啟蒙者地位。思想改造、立場轉變由是被敘述為知識分子受迫害的罪證。一方面對思想改造做最極端的解釋，另一方面又在構築自我的受難神話，農民在他們筆下又重歸愚昧可笑。【陳奐生上城】這篇小說在當時獲得的巨大反響，說明知識分子已成功挪用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資源使自己獲得合法性，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和農民疏離。

文學的獨立性正在高揚，但獨立性背後卻缺乏堅實的基座和博大的關懷。『創新的狗追着作家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這是一個著名評論家總結當時狀況的話，喧囂一時的所謂『先鋒寫作』，在今天看來毫無價值。大概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王安憶寫了【烏托邦詩篇】，後來，又寫了【英特納雄耐爾】，寫的是陳映真，一個在島上胸懷世界的人，有信念的人，她希望追隨，卻又追隨不到，只剩下懷念。也是在90年代初，賈平凹寫了【廢都】，那是怎樣的精神潰敗後的絕望。

大致是2004年，『底層文學』開始引人注意，近幾年更是成為熱門話題。這說明作家在重新思考知識分子和底層的關係，思考如何安置自己的問題。當『底層文學』成為一種時尚題材，或表明某種道德優越和政治正確，而缺少某種理想和精神時，『底層文學』的危險就開始臨近。套路相似的『底層文學』的苦難化敘述，意味着作家底層經驗的貧乏。也許，問題的核心不在『寫什麼』和『怎麼寫』，而在於作家和底層的關係。有研究者討論『底層經驗的表述』，其實這就是文學和生活的關係問題。因此，有必要重溫我們熟悉的那些作家，如丁玲、趙樹理、柳青，他們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丁玲是參加土改工作隊的，趙樹理和柳青更是直接把家安在了農村，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在觀察、了解農民的同時，也敞開自身，這才有真正的思想改造和立場轉變，也唯有這樣，才能寫得出真正的『底層文學』。

現實循着自己的邏輯發展，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課題。歷史是回不去了，但並非全無用處，有時它會在我們以為快要忘記的時候，突然閃過一道光，照亮我們。

（薩支山，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著有專著【當代文學研究】等，與人合作主編『話題』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