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的精神遺產(1)

1942年的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來說，是一個極爲重要的事件。眾多的文學史敘述都將其看成是劃分文學時期的重要標誌，以凸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劃時代意義。中國『當代文學』，雖然其起點被確定在1949年，但延安文藝被追溯爲『當代文學』的直接源頭，卻是學界的共識（另一個不那麼直接的源頭，是五四新文學）。

『這就叫情感起了變化』

70多年前，眾多的左翼文藝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尋求別樣的生活。『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他們也的確感受到了新時代的氣息。

延安文藝，被稱爲『工農兵文藝』。文藝爲工農兵服務，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說法，文藝告別了個人行爲而成爲激動人心的千百萬人的事業的一部分。70多年前，眾多的左翼文藝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尋求別樣的生活。『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他們也的確感受到了新時代的氣息。在眾多關於延安的回憶中，『歌聲』是經常被提及的，吳伯簫有篇散文就叫【歌聲】，因爲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廣爲人知。他寫晚上人們聚集在坪壩上，煤氣燈照得通亮，上萬人匯聚在燈下，大家都有一顆年輕的心，不管認不認識，都互相打招呼，都感到親熱。會場上無論男女，都穿著灰布軍裝，是那樣的樸素、整潔和漂亮，大家說說笑笑，像歡度快樂的節日。唱歌的時候，『隨著指揮棒的移動，上百人，不，上千人，還不，仿佛全部到會的，上萬人，都一齊歌唱。歌聲悠揚，淳樸，像諄諄的教誨，又像娓娓的談話，一直唱到人們的心裡，又從心裡唱出來，瀰漫整個廣場。聲浪碰到群山，群山發出迴響；聲浪越過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幾翻迴蕩往復，一直輻散到遙遠的地方。』

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味的場景。這樣的歡樂，來自於個人融入群體後心靈的洗滌和釋放。何其芳稱延安生活讓他完全告別了『過去的那種不健康，不快樂的思想，而且像一個小齒輪在一個巨大的機械里和其它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地規律地旋轉著，旋轉著』，『我已經消失在它們裡面』。『五四』退潮以及大革命失敗後，那些革命青年中，彌散的是找不到出路的孤獨和苦悶，像葉聖陶的【倪煥之】，茅盾的【蝕】三部曲。現在他們爲延安的新氣象而感動，覺得終於找到了能夠盛放那個脆弱心靈的處所，不再獨自孤獨地唱著夜歌，而是和其它無數的小齒輪一起快樂合唱著力量之歌。這裡『小齒輪』的比喻頗堪玩味。關於齒輪，首先想到的應該是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所說的『寫作事業應當成爲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爲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而毛澤東在【講話】中則直接繼承了列寧的說法，說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個部分。這樣的說法隱藏著危險，當個人融入集體從而擺脫孤獨，獲得力量後，如何安置那些不容易被整合的、異質性的卻又同樣是屬於個人感覺結構的東西呢？

延安文藝整風，事實上要處理的就是這樣的危險。王實味是個靶子，他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對延安首長惡意的畫像和污衊』讓三五九旅的戰士感到義憤；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被賀龍說是『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王實味政治上被打成『托派』，思想上則被歸類爲『小資產階級思想』；丁玲比他幸運，毛澤東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算是保了丁玲。某種程度上，這樣的矛盾呈現爲知識分子幹部和工農幹部之間的隔閡，諸如『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情人的』，『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們想來延安吃小米？』而根底上，則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就是文藝要爲誰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爲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文藝爲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裡。』『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爲著獵奇，爲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爲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這樣，爲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

對此，毛澤東開出的藥方是深入工農兵，去熟悉他們。事實上，深入民間，這本就是知識分子的一個自覺選擇，而抗戰的顛沛流離也不期然給知識分子提供了更深切認識中國社會的一個機會。不過，毛澤東這裡的『接近』和『了解』乃至和他們『打成一片』，其目的則在知識分子立場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雖然工人農民手是黑的，腳有牛屎，但卻比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這是一個艱難痛苦的脫胎換骨的過程，但知識分子仍是勉力爲之。丁玲的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某種角度上可以說是這樣脫胎換骨的重生的隱喻。有研究者注意到丁玲自身在南京的遭遇和小說人物貞貞之間的隱秘的精神聯繫，這個被偏見視爲『不潔』的姑娘，忍辱負重，通過做地下工作來洗刷自己以獲得重生，其中的痛苦和殘酷，恰和知識分子努力改造、化繭爲蝶的體驗相一致。在我看來，這是丁玲創作最有價值的地方。從這方面看，丁玲和胡風有著相似的地方，『主觀戰鬥精神』、『精神奴役的創傷』既是指作家在擁抱現實，發現人民的痛苦與覺醒，也是作家在這一過程中融入對象、轉變立場、完成自我的形象寫照。1948年，丁玲寫了長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是她最好的作品。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人認爲【講話】之後，文學的水準大降，但從丁玲創作的情況看，並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