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国学视域(2)

广义的古代文学研究或可追溯到《诗》、《书》时代的言志美刺，但文学本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不曾有堪与经、史抗衡的地位，“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13，“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14，文学已是被边缘化的“杂学”，文学研究更是远离中心的边际之学了，尽管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使得渗入注经诠史之学统的文学研究为自己在传统学术中赢得了一席之地，然而终究是经、史之附庸，研究方式亦不过“注”、“诠”两途，就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而言，传统的文学研究是谈不上独立品性的。尽管它在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思考方式并构建了一些不成系统的理论，但这些都不能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传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却是在20世纪才开始的，而使其成为独立的现代学科的直接诱因则是引入西学规范的国学研究。

独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接受了现代学科的洗礼，从名词概念、理论构架、话语体系各个层面开始了其知识形态的专业化和学科结构的制度化。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虽然几经曲折，今天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已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规模和研究范式，“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5，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也已有了百年的历史，恰值“论升降”的反思时刻，“每一种学术文化思想主潮，通常都规划和体现一个时代社会历史运行的历程与走向。”16科技的发展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把世界社会联结成一个巨大的联合体的运输和通讯革命，意味着古老的地区性文化的解体，意味着整个世界上艺术、音乐和文学传统汇成一种新的世界性兼容并蓄的内容。”17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走向；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二者的天然亲近更预示了学术全球化的必然，对有共同研究平台的自然学科来说，学术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共享、便捷迅速等为其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极佳的契机；与传统关系密切的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基于不同民族特色的研究必然要求在世界性中保持民族的传统特色，就此而言，学术全球化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重提国学，正是中国当代学者积极应对的思路体现，国学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双向特性和珍视民族，贯穿历史的宽广视域构建了一个以民族精神为核心而无边限的动态系，成为了对全球化的最好应接。以传统文学为对象的古代文学研究自然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由于现代学科几乎完全是构建在舶来的框架与体系上的，而这舶来的框架与体系并没有很好融汇中国文化精神，它只是作为一种法则游离于核心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指导与规范的功能，单单依赖这样的体系与框架是无法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品性的，新国学兴起前的“人文精神讨论”、“失语症”、“文化热”等即是在挑战下渴求生存的焦灼呼声。古代文学研究如果想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的品格，它必须进入国学这个不封闭的核心动态系，必须在研究中引入国学视域。

首先是对传统的珍视与同情。这当然不是关于传统价值的老生常谈，以传统为对象的研究者，大多有“敝帚自珍”的偏爱，但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却要求在研究中剔除一切感情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评价，在西方的理性传统中，批判精神被视为最基本的因素，于是“批判的继承”成为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的代名词，然而，其背后已隐藏了预先否定的因子，拿来之前已有了排斥的潜意识，缺乏信仰与尊敬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自然传承，从而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进而导致了对传统的漠视与“绝情”。古代文学自不能免，科学与理性精神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机械形态，将文学中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消失在研究者的分析、归纳、条理、认知之中。”18文学是鲜活的生命存在，文学遗产并不是故纸堆中的古老文字，甲金隶篆中蕴含的性情、思想、精神才是最具价值的核心部分。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9陈寅恪先生此论虽是就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而言，然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有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了解之同情”是在对古人所处之环境和背景完全理解下的生命对话，科学的切入并不能比思想的悟入更为有效、深刻，而此种同情正是批评之前的必须态度，冷静的科学终不能与生命的文学毫无隔阂，要消除此种隔阂，“了解之同情”则为一必由途径，而科学冷静应当是“真了解”之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