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的國學視域(1)

在20世紀的短短百年中，中國學界兩次響起了『國學』的呼聲：世紀初的『保存國粹』和世紀末的『國學熱潮』。同樣是這短短百年，中國社會在艱難的跋涉中完成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現代與傳統的轉化絕非是帝王姓氏改易的朝代更迭，它包含著由物質而制度而文化的層層轉變，是整個社會系統全面深層的演進。20世紀搭建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間的橋梁，但橋尾的『國學熱』卻非橋頭『國粹』的簡單回聲，同樣的西方壓力，同樣的回應衝擊，同樣的精英介入，同樣的憂患意識，同樣的關注傳統，今天的我們甚至又聽到了一百年前康有爲『孔教救國』的呼喊，從某種程度看，我們不能否認『國學熱』是百年前『保存國粹』聲音的迴響。『極爲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會引起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加以研究，然後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①。

在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相似的『國學』呼聲自然有了質的不同：百年前的『國粹運動』是危機意識下的學存天下，百年後的國學熱潮則是面向未來的文化探索。近代學者疾呼『國粹盡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與犬馬當何異哉?人無自覺，即爲他人陵轢，無以自生；民族無自覺，即爲他民族陵轢，無以自存』②；當代學者則認爲『植根於中華大地的國學，必將抖落身上的塵埃，吸取各國優秀文化的營養，以其扶疏的枝葉向全世界展現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國人民也會更加珍視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吸取對他們有用的精華，以豐富他們自己』③。『保存國粹』是亡國危機下的救亡吶喊，近代學者的眼光是內向的――他們的立足點是如何保存和挽救中華的學術和傳統；國學熱潮則是轉型之後的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前的整裝待發，當代學者的眼光是外向的――他們的立足點是如何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

與近代學者相比，當代研究者們少了些許憂患意識，增添了幾分自信情懷。但是，無論是在百年前的憂患下，還是在今日的自信中，始終與國家、民族綁縛在一起的『國學』，其身上所凝聚的『國』的色彩常常掩蓋了其『學』的特徵。冷『學』與熱『國』間的矛盾雖多被民族激情所掩蓋，但仍有一些學者敏銳而深刻的將之揭示：錢穆先生指出：『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爲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斷。』④柳詒徵亦言：『余非有意非難此種學術，不過非難此種名詞，因此種學術自有其正確之名詞。從來誤用一種不通之名詞，吾人當爲矯正，不可再行沿訛襲謬。』⑤鍾少華先生更在其【試論近代中國之『國學』研究】中對近代研究『國學』的40多部專著進行考察，分別從『產生緣由』、『定義』、『分類』、『研究方法』、『內涵』五個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謂『國學』，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匯中，應運而生的怪物⑥。中肯切要的批評自然與以國學爲復古的偏激批判不同，批評中所體現的明確的學科意識使今日的我們無法再用當年的民族激情來搪塞，我們必須正視批評，反思『國學』。

隨著現代學術的日趨獨立，『國學』的『學』之本色亦漸漸恢復，何謂『國學』?國學是否是一門具有獨立品性的現代學科?國學能否建立自己的學科規範?現代學科建設的必然追問將當年民族熱情掩蓋下的矛盾重新揭示，而當初在救亡危機下的倉促解釋實在不能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最初的『國學』因西學而立，自誕生之日起，即爲特殊的時代背景染上了民族主義的色彩，在救亡心態下的『國學』人士論事多趨於極端，更有當時『致用』思潮的推動，實難對之有平心靜氣的深入思考。儘管章太炎、劉師培等有『求是』、『致用』的思考，但『凡六藝之學，皆以致用也』，『六經皆先王之舊典，不讀經則無以知古代之典章制度風俗學術，以成其考古有用之學，姑治國學莫先於經』⑦，終究是當時的最強音。在如此背景下的『國學』顯然是一種救亡意識下的致用之學，概念模糊，分類混亂，研究方法雜糅，自然不是一門能具有獨立品性的現代學科。

時隔百年後依然不能迴避現代學科建設的追問，新背景下的新國學是否具備了成爲現代學科的獨立品性?能否建立自己的學術規範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世紀末的中國學術已經基本完成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儘管百年前的國學分類因缺乏統一標準而頗顯混亂，但當年在嘗試中所產生的子類學科多已從無到有，由粗到細，在探索中構建了自己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範。然而，新國學依然沒有被納入一般的學術規範，我們甚至沒有看到國學概念與國學分類的再次嘗試，當代學者沒有刻意去用現代學科的規範去塑造新國學，這並不是遺忘，而是一種重新思考後的成熟體現，有意避開了現代學科規範的追問的當代學者實際上已然承認，國學並不是一門具有獨立品性的現代學科。

國學是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產物，亦是這一轉型的見證和紐帶，產生於20世紀的國學同樣在傳統與現代間承擔了橋梁的作用。面向現代，立足傳統的國學必然要以現代學科的眼光來審視傳統的學術，其結果自然是概念的模糊與分類的混亂，但我們並不能完全否定這一嘗試的作用，正是這算不得成功的嘗試，開啟了中國學術的現代化進程。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學已經完成了其作爲紐帶的角色功能，在現代學科建設已初具規模的世紀末，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學科的國學再次成爲諸多現代學科的統攝即是這一角色功能的延伸，這是傳統學術向現代的必然延伸。傳統與現代的互動是20世紀中國學術的主要課題和歷史使命，『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意義或者可以從這樣一個角度理解，學，是以繼承傳統爲主的學習過程；思，是以開創新知爲主的思維活動，學、思結合的治學思路在融匯舊學、新知的學術研究中有著深刻而重要的意義。割裂傳統的現代化必然導致學術意義的茫然困惑，而拒絕現代的固守傳統必然將舊學引入陳腐僵化的學術絕境。作爲紐帶的『國學』必須避免這兩種傾向，20世紀的學者們也一直爲之努力著，世紀初的『保存國粹』雖以國粹相標榜，但仍有『國粹不阻歐化』的呼聲，『五四』推翻舊學的背後依舊有『整理國故』的聲音，在世紀末所興起的『國學研究』所延續的依然是這一治學思路。國學與生俱來的傳統特質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功能決定了它無法成爲具有獨立品性的現代學科，國學並非是一個固定的知識實體，在這個開放的動態體系中，自然也無法整理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術規範來，但擁有千年文化積澱的國學在百年現代化進程中所表現的是一種超驗的精神，完全能夠在現代學術語境下獲得新的意義。

中國的傳統中學術卻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⑧，『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⑨，『學術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風俗之本也』。⑩顯然，在人治思想下，傳統學術取得了凌駕於國家政治之上的認可。學術作爲君子守道的工具，達性、窮聖是其目的和境界，氣節、言議則爲其表現與載體，以全麵塑造君子人格爲旨歸的傳統學術可以算作是一種爲人生的學術，其中蘊含著強烈的生命色彩和人文關懷。在『學而優則仕』強大慣勢中的傳統學術獲得了超越政統的獨立精神，成爲中國文化體系中的深層結構，『國有學，則雖亡而復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11，在20世紀初，來自民族靈魂深處的『存學』甚至成爲壓倒『救國』的時代最強音，國學亦應運而生。在國家危亡之際，作爲文化深層結構的學術能夠在最大範圍內成爲全民族的文化認同，國學『既傳承了長期的學統，又提供了通過重新詮釋而再造屬於「國家民族'的新學術思想體系的空間，且其開放性和包容性遠超過任何一種傳統的學術分類』12。儘管初生的國學有著濃厚的『致用』色彩，但這包容而開放的『國學』精神消解了傳統學術中的門戶之爭，在傳統學術轉型之始就奠定了一個視域寬廣的研究平台。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學洗去了『致用』的濃彩，恢復了『求是』的本真，重新走入現代學術語境，以其寬廣視域成爲諸多現代學科的統攝。

國學是走向現代的中國傳統學術，秉持著一種對傳統珍視和同情的態度，貫穿著一種究天人、通古今的歷史意識，蘊含著一種綜合體悟的民族思維，同時融入了西學的研治思路與科學理性，這些特性共同構建了國學寬廣深遠的學術視域與走向世界、走向現代的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