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性與制度理性的結合
在現代化的發展理路,以及現代社會正義的實現途徑,尤其是在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上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降,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個不爭的奇怪現象,即中國人向美國人學 習,美國人向日本人學習,而日本人則向中國古代人學習。這一現象的重要現實基礎是歷史 上深受儒學德性思維影響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戰後經濟的突飛猛進,以及 社會正義的有益增進。其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正義實現的 理念上,很好地協調了西方制度理性與東方道德理性的關係,特別重視發揮儒家倫理重視道 德意識自覺的積極作用。猶如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弗蘭克8226;吉伯尼在其【設計的奇蹟】 中所指出的,許多世紀以來古老的儒家勞動道德傳統是日本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而他 提出日本是『儒家資本主義』,以區別於西方資本主義。日本森島道雄教授1975年在倫敦經 濟學院講學時曾經說:『儒家學說不鼓勵個人主義。它在性質上是理智合乎理性的,它摒棄 其它宗教所共有的那種神秘主義和妖術咒語。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後非常迅速地消化西方技 術和科學的能力,至少應部分地歸功於儒家學說的教育。』日本企業家澀澤經常把【論語】 抄本帶在身邊,他覺得企業需要有強調協調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儒家思想,以免僅僅強調經 濟理性而墮落為鑽營私利。他的目標是『把現代企業建立在算盤和【論語】的基礎上』。 第一,傳統儒學的道德理性思維的人本精神,從主體性的根本上規定着社會正義的價值 目的。 儒家的人本精神、無神論思想以及和合文化心理等,無疑在現代社會正義實現的過程中 ,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儘管以往人們已從許多方面論述了儒家文化與現代性的矛盾對立,例 如有人認為儒家的思維水平和思維結構與現代科學發展不相適應,儒家的價值系統與現代 的商品意識、競爭機制不相適應,儒家的綱常名教與現代的民主、法制不相適應等,但是 在當今激烈競爭的社會裏,儒家重視人的價值、作用的主體道德意識和人文精神的思想,無 疑對於道德淪喪和人性異化是一種校正。『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制天命而用之』,等等,都強調人生價值和人的道德 主體精神,它從根本上強調,人是目的, 用康德的話說,人是目的本身。 一切制度安排和理念追求及行為過程,其效用的 評價的標準都是人,社會正義的主張和實現途徑也不例外。所以無論是發展生產、提高效率 、增進福利的正義實現途徑,還是利益博弈的經濟理性主張,甚至商談倫理的交互主體性共 識的後現代正義理路,歸根結底,都不能離開人的道德理性的健康發展的評價標準。 第二,儒學『中和位育』的思維方式,是我們正確理解和對待社會正義的重要思想方法 基礎。 儒家強調『中庸』,即承認事物的矛盾(『過』和『不及』),但又主張『無過』、『無 不及』,強調『中和』、『中道』、『和而不同』,即主張矛盾的統一。它不僅是一種道德 規範,而且是具有辯證思想的觀察世界和處理問題的根本原則和思想方法。這一思想,在處 理人際關係上,主張『和為貴』,提倡『謙讓』作風,強調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在處理民 族國家關係上,主張『合二而一』,提倡整體觀念,強調安定和統一。但是,『和』是以承 認差異和不同為前提,不同是生生不息的先決條件。這即是公元前7世紀史伯在【國語8226;鄭 語】中強調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所以,猶如和諧是多元共生一樣,正義也 不是絕對平均、完全平等,而是存在差異和區別的相對公平。 事實上,『二戰』後日本經濟奇蹟的出現,既受激烈競爭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也 有儒家 重感化、重和諧觀念的影響。『和』是『和為貴』的儒家思想和『大和』日本文化的結合, 它對內要求企業主與工人、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和諧,對外要求在企業之間,政府、工會、 資方之間的和諧,互相信任,創造一種融洽的氣氛,而非西方那種由權利和義務所規定的非 情感化的氣氛。 第三,傳統道德理性思想與現代制度理性的融合,可以協調現代社會正義中的義理關係。 事實上,儒家的義利觀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特別是在東亞經濟發展中,對於社會 正義的實現,發揮了重要的調節作用。中國的傳統儒家強調『見利思義』,當義利相衝突時,主張應取『義』而捨棄『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這種輕視富貴和功利的思想,到了孟子,變成了『義』 『利』完全脫節的倫理觀,他說:『何必曰利』。這種輕視功利的意識,在日本則被改造 成為『仁』與『富』結合的經營管理思想。 日本著名的實業家,創辦了五百多個大企業並被譽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澀澤榮一 ,不但在實踐中應用儒家思想,而且著有【論語與算盤】、【論語講義】等書,闡述他的儒 家資本主義精神。他的倫理信念是【論語】與算盤合一,他的口號是『仁與富可能也必須 並存』。他不但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作為指導思想,而且還把『五德』 ,即智、信、仁、勇、嚴這些兵家的思想,作為自己經營管理的準則。他甚至把儒家的義利 矛盾觀解釋為義利統一觀。在解釋為什麼企業要同儒家道德相結合時,他曾直言不諱地說 ,道德和經濟本來是並行不悖的,然而,由於人們常常傾向於見利而忘義,所以古代聖賢極 力糾正這一弊病,一面積極提倡道德,一面又警告非法牟利的人們,後來的學者誤解了孔夫 子的真正思想,忘記了高產乃為善之道。他明確主張,只有義理統一,才能真正實 現社會正義。 來源:哲學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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